李凌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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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凌:“两弹一星”元勋和叶企孙教授

June 19, 2015

李凌: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被打成“极右”饿死在甘肃省夹边沟

June 19, 2015

(一)
作为题目的这句话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告诉我的。


傅冬原名傅冬菊,我和她都是在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的,是同班同学。


解放后,她在《人民日报》工作,我在空政工作,1957年我被刘亚楼、吴法宪打成“极右”,被押送到北大荒劳教,1959年底摘去帽子,1962年调回北京,在通县麦庄公社任秘书兼管统计,最后一年调通县农科所工作。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才得以被粉碎,政治环境稍为宽松。1978年有一天,傅冬找到我,说要了解一下农村养猪的情况。我带她到通县农村转了几天,和一 些干部、生产队集体猪场的饲养员和养猪的社员户进行座谈,参观,得到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再加上我原来掌握的资料,回来后我们二人合作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发 表在1978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一篇发表在《经济管理》1979年第三期(附图),另外一篇更详细的调查报告,作为《人民日报内参》送中央。这 两篇文章和调查报告,以大量的数据和实例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强迫生产队多养猪,歧视社员养猪的“极左”思潮和作法,对中央调整养猪政策,可能起到一定积极作 用。


在下乡调查过程中,她问起我解放以后的经历,我把自己被打 成极右被押送北大荒劳教,饥寒交迫,九死一生的情况告诉她,她沉思了一会说:“你总算幸运的,到底活下来了。我的叔叔傅作恭也是被打成极右,也是被判劳 教,却饿死在甘肃省夹边沟农场了。”我听后大吃一惊,傅作义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了大功,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大力表扬,他的弟弟怎么会被打成极右饿死 呢?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我就知道这些,别的不知道了。”我想起,自己在北大荒劳教时,因为怕被邮局检查,怕增加自己的“罪名”,往家里写信时,不 敢写真实的艰苦情况和悲苦的心情,都是报喜不报忧。许多难友饿死,冻死、累死以后,他们的家属不也是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死难的详情的吗?看着付冬悲戚的眼 神,我怕引起她更多的伤心,所以就没有再问下去。不过我此后就特别注意研究有关甘肃省、夹边沟和傅作恭的问题,这几年我陆续看到杨继绳的《甘肃不甘》、杨 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凤凰周刊》总第351期发表的《司继才口述:我的夹边沟记忆》等,对上述问题有了一个基本了解。


(二)


先 说甘肃省。上世纪50年代,在甘肃省独揽大权的是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他原来是解放军第四军的政委,他以管军队的方式来管甘肃,他紧跟伟大领袖毛 泽东的战略部署,以阶级斗争为纲,在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在全省挖出9700多名右派,另外还挖出许多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他还把省、地委领导干部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等打成反党集 团。张给他们安的“罪名”是:他们不承认1956年全省粮食增产26亿斤的事实,说这是省委谎报成绩,(实际上是“谎报”);他们默许农民开荒种自留地, 搞副业等等。张仲良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行为,孙、陈、梁等人的反党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1959 年7月,张仲良赴江西参加庐山会议,即批判彭德怀的中共八届八中会议。在家里的工作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主持,霍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 活问题,会后向中央领导报告:甘肃省严重缺粮,有7个县(市)人均日吃粮不到半市斤,因缺粮浮肿饿死和非正常外流的很多。但不久张仲良从庐山会议回来,却 把霍维德等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说往上报饿死人的材料是“给庐山送子弹”,并在全省展开反右倾运动,对说真话的人和关心民生的人给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 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11,000多名,内包括高干151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处分。


张 仲良在反右倾斗争中大获全胜,于1959年9月11日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说:“自从传达八届八中会议精神以来我省各级工作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 目前全省夏粮全面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也迅速。争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看了这个假报 告后很高兴,要中共中央给甘肃写回信,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但实际情况却是粮食紧缺,大批人饿死。


张仲良一向紧跟毛泽东,此次又得到毛对他工作的肯定,又有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示范,所以他就按照毛泽东的榜样,在甘肃放手开展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


他 大刮浮誇风。本来,按当时甘肃粮食生产的情况,平年一般亩产只有一百多斤、二百多斤,(如镇原县,正常年景,平均亩产只有一百六七十斤,1957年受灾减 产四、五成,亩产只有82斤)。张仲良等却强迫基层和农民“放卫星”,报高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原都出笼了。高指标导致高征购,农民确实 交不出来,就说是农民瞒产私分,还按照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说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地主、富农、资本家不甘心失败,贫下中农被利用,以瞒产 少交、不交征购粮的方式,来对抗共产党。因此,被说成是瞒产的农民,成了阶级敌人,进行对他们吊打逼粮。也就振振有词了。有的地方把农民仅有的一点口粮, 甚至种子、饲料都搜刮殆尽,导致大饥荒,人吃人。据1998年1月7日的《甘肃经济日报》一版上发表的副省长 小苏写的《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披露: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据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由苏润余主编的《中 国人口·甘肃分册》记载:1961年,甘肃人口只有1210,82万人,却饿死上百万人,约占总人口的8%,据《通渭县志》和中共通渭县委于1965年7 月5日写的报告,1961年,全县人口为201255人,却饿死60210人,死亡率为28%,死绝2165户,可谓惨绝人寰。


(三)


荒 唐的“引洮工程”。甘肃苦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广大人民生活。而省内的一级黄河支流洮河却水量充沛。在洮河上游岷县,平均流量120立方米/秒,最大流 量时,超过1500立方米/秒。为实现大跃进,中共甘肃省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1958年2月11日,在中共甘肃省委二次二届会 上正式决定了“引洮水上董志原的计划”这个计划把划定的灌溉范围东西长32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灌溉耕地1500万亩。其工程的初步规划为:总干渠 引水150立方米/秒,由海拔2.250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1400米的庆阳县董志原,全长1150公里,总干渠水面宽 40米,渠底宽16米,水深6米,50吨到100吨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称为“山上的运河”。另有干渠15条,总长3500公里。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 库,估算土石方20亿立方米,桨砌石和混凝土约273万立方米。还可以利用落差建几十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4万千瓦。这完全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荒唐的计 划,但当时却吹嘘说:这项引水工程建成后,20多个县面貌大变:“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 电灯齐明,机声阵阵,汽笛鸣鸣,船支如梭。”


引洮工程于 1958年6月12日正式开工,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20个县的干部和民工参加修建。干部达3千多人,另民工10万多人,施工高峰时达16 万人,计划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劳动力:1958年10.6万人;1959年 11.2万人;1960年8万人。截至1960年底,两年半投入直接工6000万个工作日。

(四)


这 里说傅作恭。他是留美博士,水利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他写信叫弟弟回来为建设祖国效力。傅作恭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条件和美好的前程,欣 然从命。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分崇敬,回国后,申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甘肃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这位受到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总工程师,经过考察,认为当时 的甘肃省在经济、物质、技术各方面都不具备进行引洮工程的条件。这时,以张仲良为首的中共甘肃省委班子,正在大跃进的狂想和反右的昏热中,认为傅作恭的意 见是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表现,于是,傅作恭被打成“极右”,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


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傅作恭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 样庞大复杂的工程竟然采取“三边”作法、“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就是说不经勘探设计(更不要说科学的可行性论证了),二月作出计划,六月就动工, 说上马就上马,许多方面自然碰壁,后来不得已又加一个“边修改”。比如,按原来设计的方案,总干渠要开53个隧洞总长64公里,后因行不通,被迫取消全部 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的崖头,或深劈而过,或长距离绕开,深劈之时,最深的竞达219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竞达2300万立方米,数 千民工站在崖头上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


又如古城水库,设计容量为3亿多立方米,坝高42米。要筑坝就先要截流,一次、二次截流都失败,1960年的10月1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数万民工不得不进行第三次截流工程。
工程上马不到两年,就难以为继。


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张仲良在会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但 是客观事物并不迎合张仲良的主观愿望。经过两年半的艰难施工,到1960年底,已无法进行下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改组了甘肃省委,张 仲良下台。新的省委决定,引洮工程1961年6月全线停工。引洮工程局在总结与检查中提出两个问题:1、工作量大,工期长,原规划中对引洮效益估计偏高, 工作量估计偏小,即使按偏小的工作量计算,也需12亿个工作日;2、技术问题没有过关。如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 的防渗和沦陷问题等,都没有解决。


1961年8月17日至22日,水电部在张含英部长的主持下,就引洮工程开了个座谈会,认为,这一工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克服的困难。


1962年3月8日甘肃省委决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马。


引 洮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例如,在1958年——1959年甘肃省粮食收支计划中,全省征购粮食44,000万 斤,销售粮食13,390万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粮7500万斤,占征购粮食总量的17%,占销售粮食总量56%,其中主要用于引洮工程。


后来官方资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费6千万元,国家投资1.6亿元,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但一亩地也没有浇上。已施工部份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所谓投资1.6亿元,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那个大刮共产风对农民财产可以随意平调的年月,无偿占用了农民多少财富和多少劳动力,因此而造成的损失,绝不只1.6亿。


有人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所谓血淋淋的下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后期已陷入了全面的困难,工地上饿死人无数,工伤死亡的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然而当年提出正确意见的傅作恭却被打成 “极右”,在夹边沟累死、饿死了。


(五)


夹 边沟农场位于甘肃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县城约30多公里,它的西面是一道沙梁,另外,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当时这里是安置右派的劳教农场。据曾 在夹边沟劳教的右派分子司继才回忆:夹边沟农场前前后后共送去了3500个右派,1958年发冬衣的时候,具体人数是3136人,在这之前很多人已自杀 了。夹边沟农场最后活下来的不超过600人。死亡率这样高,根本的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甘肃高原冬天气温常低 到零下20多度)。劳教人员的粮食定量本来就少,到后来每人每月只有15斤,还有一部份粮食被农场管教干部和食堂克扣了。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劳教农 场。甘肃日报记者王景和、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 死一生幸存下来,晚年她写了《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记录了当年饿死人的惨状。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们吃掉了。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 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率,垒垒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殉难者的悲剧 如下: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 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 沟农场的新添墩(地名)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从上海千 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时兰新线还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 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她两三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了。”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 汉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水冲刷出来的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 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草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 7、8天了。”这句话一出,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经麻木不仁,见到她痛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 对。两三个小时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原来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 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 在骷髅上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的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几个人硬是拉着 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他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六)


傅 作恭被打成“极右”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这个农场场部有两千多名右派,农场所属的新添墩有一千名左右,新添墩土地非常贫瘠,是沙土地、盐碱地。过去两年在 这里曾经种过小麦,都没有什么收成,为了改造土地,1979年夏天,右派劳改队中负责积肥的十几个人就被派去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积肥。北大河从 夹边沟和新添墩南边四、五公里流过,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几个右派分子被派到那里挖草筏子,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就晒在沼泽地上,到了冬季就由新添墩 的右派分子背回来堆在田野上,来年当作肥料。背草筏子来回要走七、八公里,领导规定一天要背六趟。草筏子很沉,路又远,肚子又饿,有的人就坚持不住了,傅 作恭当时也要背草筏子,有一天他背不动,倒在地上了。据曾经和他一起在夹边沟劳教过的右派分子李天庆回忆:


记 得在新添墩最初看到他,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抬土。有人说他:“傅作 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一点也不爱惜!” 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看起来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 了瘦长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眼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栓在耳朵上。


背 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来公里,早晨五点多钟出发,傍晚五六点钟方可完成任务。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至于那些体弱无力者,则要背到夜里十 点钟十二点钟。要知道这是冬季,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季,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像刀子割你的 脸。不要说干活,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或是十六小时,你试一试,看你能坚持几天?


记 得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李天庆自称,下同)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他的身旁还站着两、三个人。他们不是集体休 息,如果集体休息,大家都会坐在地上的。我走过去问了一声:“出什么事了?”有人对我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来 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了?”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 啦?”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赵队长吼了一声: “说呀,怎么啦,你为什么坐着不动?”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我听人说过,这个傅作恭平常对管教干部是不大尊敬的,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么 地方,就坐下休息。不管你管教干部怎么说,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他也不动弹,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他也不当回事。这天的情况就是这 样,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 家,我是工程师。”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 来了。”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 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作恭背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魏长海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只得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 在一起的骆驼。


傅 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的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充饥,倒在猪圈旁边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 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有发现他。于是他们传说他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给他哥哥傅作义写信要钱。到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了出来,关于他逃跑的传说 不攻自破了。


(七)


尾 声。1960年12月,在中共西北局的兰州会议上。张仲良被批评,下台了。他在甘肃主政期间,执行极左路线,导致饿死上100万人的大悲剧,还荒唐的搞 “引洮工程”,给甘肃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铁的事实面前,他无法否认。但他的同伙和曾经跟着他执行过错误路线的他的下属的许多人却为他抱不平。如1961 年11月28日定西地委写给省委的报告提出: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都是中央提出来的,应该由中央负责;“五风”是上面搞起来的(按:“五风”即 “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多吃多占风”)。下面的强迫命令是检查团逼出来的;这几年发生的种种错误的原因是,“上面出题,下面发挥, 下面胡干,上面支持”,这里说的“上面”就是指毛泽东,是符合事实的。因此对他的处理也很宽,只是从干旱风沙贫困的甘肃省省委第一书记调到鱼米之乡的江苏 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职务上可能算降了半级,比起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幸运多了,在大跃进期间,吴所领导的河南省被称为“大跃进的旗帜”,“五 风”刮得特别厉害,饿死人300万以上,其中信阳地区人口8500 万,饿死100万以上,即每八、九个人就饿死一个。


1961 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省、地、县、三级会议,在会上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自己检讨说:“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 误,以至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他把饿死300万人的责任推给“阶级敌人”,正符合毛泽东所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 论断,毛听了也会高兴。


与会指导工作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即执行毛的极左路线的,这也是实话。


因此,经中央批准,没给吴芝圃任何处分,只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官场,这就是中国的政治!

李凌:钱瑛解救了夹边沟幸存下来的600名右派和钱瑛之死

June 19, 2015

(一)、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县城东北约30公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曾是安置右派进行劳改的场所。

  据曾在此地劳改的右派分子司继才回忆:“夹边沟农场前前后后送来了大约3500名右派,1958年11月发冬季衣服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在这之前很多人自杀了,夹边沟农场总的活下来的不足600人。”

  这一段话发表在《凤凰周刊》总第351期的《司继才口述:我的夹边沟记忆》一文中。

   先介绍司继才其人,司继才,1928年出生于山东,1943年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1944年入党,1956年任人民解放军第4军第10师宣传科 长,1957年任兰州西北工程局党委宣传部部长,整风时曾任整风办公室主任,但不久他自己也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改,幸亏当年他的一个下属薛占 云在农场任管教人员,对他比较照顾,所以能幸存下来,他曾在农场搞过宣传,还能抽空记点日记,把所知的记下来,记下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事,另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在列车上》也有有关司继才的记载。

  因为司继才当过领导干部,农场领导就让他当劳改队的队长,虽然当了队长,但他不伤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向农场管教人员据理力争,所以难友们对他比较信任,有问题愿意向他反映。

   这时,夹边沟总部约一千多名右派已被转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原来计划在明水开辟一个新农场。一千多名右派在这里辛苦劳动了半个多月,但后来可能是因为各种 条件没有成熟,所以开辟新农场的计划撤销了。来到这里的右派因长期饥饿,农活又重,所以大批死亡,农场领导不得已,停止右派劳动。右派们每天吃完食堂供应 的用树叶和菜叶煮成的糊糊之后,只能在零下10几度的严寒中蜷缩在地窝子里。还有点力气的人到外面挖点野菜,捋点草籽,有的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充饥,但大 多数人连捋草籽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奄奄一息,等待死亡。

  有一天,右派分子李天庆向队长司继才反映说:大家都饿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可 是从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分子魏长海等三个人面色红润,行动敏捷。李还看见魏长海等人煮过什么东西吃,他们看见李走来,很快就藏起来了。李天庆感到这几个 人形迹可疑,所以请司继才队长调查一下,司继才答应了。

  几天后,司继才找到李天庆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 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 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里看什么?司继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 道掩埋尸体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里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 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 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吃的吧?司继才问。我说,不像狗吃的,狗吃的伤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继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 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继才后退两步。司继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 你看,你看看这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继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 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把旁边的沙子盖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 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死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 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前几天向司继才反映情况,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 蹊跷,但根本没想出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司继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硬纸牌子。纸牌 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的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至今30年过去了。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 王夷悟。王夷悟原来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被打成右派,但他在劳改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 右派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因此,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被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改。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 他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上的肉还没有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也正因为如此,他尻根子的肉被人用刀子割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 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

  后来,司继才分头找魏长海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都承认了,魏长海等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 前非。大家知道他们把死人的心、肝、肺挖出来煮着吃,都表示义愤填膺,痛骂他们道德丧尽。但等到讨论应该怎样处理时,有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有人说应该判 刑,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魏长海犯了什么罪?他杀人了吗?他抢劫了吗?一个姓章的历史学教授引经据典说:“古人云仓廪足而后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之……”。

   农场管教人员赵队长知道这件事,就带几个人来把魏长海五花大绑紧紧的捆起来毒打一顿后关了起来。李天庆知道如果紧捆时间一长,血脉不通,就会出人命。他 感到自己是首先告发的,心里不安,于是在地窝子喊了两遍,求大家去向赵队长求情,把魏长海松绑,放出来,但没人应声。他又去求章教授,章教授只翻了翻眼皮 没有动。李天庆明白了: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他们已经看惯了同一个地窝的伙伴一个一个的倒毙,一个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明 水。人们的同情心丧失殆尽了,他们没心管别人的事了。于是李天庆找到司继才,和他一起去求马队长,把魏长海松了绑,放了出来。

  


  过了不久钱瑛来到这里。

  司继才在他的《我的夹边沟记忆》中是这样写的:我们能够从夹边沟活着回来,多亏了当时的钱瑛。

  钱瑛是《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原型。建国后,1954年钱瑛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兼党组书记。她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平反甄别了许多被定为“铁案”的错案。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我们都把她看作救命恩人。

   钱瑛发现夹边沟农场的犯人,纯属一种偶然。夹边沟农场和其它关押右派的劳教农场的情况,甘肃省对外一直是绝对保密的。钱瑛当时到甘肃张掖地区视察,检查 灾情,准备到高台县去。那些日子她一个村一个村地查,发现有些村里人都死完了。现在才知道三年灾害时,甘肃饿死了140多万人。那天天上飘着雪花,司机开 着车迷路了,车里坐着钱瑛和警卫员,还有一个张掖地区的干部,一共是4个人。他们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去。到了沟边上一 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尸体,这些尸体被码着摞着。钱瑛的警卫员就在沟坎上面大声喊:“你们这里是什么单位?怎么这么多死人?”近处有个管教 人员说:“我不知道,你问场长去。”当钱瑛他们继续往沟里走时,农场哨兵就大声喊:“不能下去!”我(司继才自称)和(另一个右派)官锦文听到喊声,赶快 走了出来,因为我们的洞穴直接对着钱瑛他们。这时只见(农场管教人员)刘振玉往钱瑛他们那里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

  老太太钱瑛迎了上去,拿着拐棍就将刘振玉抽了起来。

  钱瑛的警卫员一下把枪拨了出来,对着刘振玉说道:“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钱瑛。”

  刘振玉一听是钱瑛,一下慌了。官锦文此时大声喊了起来:“钱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钱瑛朝官锦文看了一眼,然后说道:“这是谁?”后来才知道这是官锦文。

   钱瑛于是让官锦文领着在各洞穴和地窝子里查看,发现这里还躺着很多人。钱瑛问刘振玉,还有多少人?刘振玉说,还有五六百人吧,需要5个车皮。(实际明水 这里根本没有五六百人,只剩二百多人了)。钱瑛于是马上给酒泉地区打电话让把那里的公交车全部调来,并且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赶快救人救命。

  接着她跟着刘振玉走进了他的房间,觉得屁股下面很软,让人查看,发现刘振玉的房间里有28条毛毯,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了200多个各式手表,在刘振玉老婆的房间也搜出了几十条毛毯(注:这些都应是农场的管教人员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上扒下来的)。

  但是,钱瑛走后明水和夹边沟又进行审查研究,拖延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将犯人放了出来。

  司继才在文章中最后说:“反右运动给全国无数家庭带来的灾难是说不完的……”。

  “现在来看历史,《论联合政府》看起来是当时的权宜之计,主要为了夺取政权。可是,夺取政权后,权力过于集中和照搬苏联那一套,却最终酿成了这一场人间悲剧。”

  (二)、

  “不怕鬼!”是钱瑛的常用口头禅。身为中央监委副书让的她,不畏权势,鄙视逢迎,不计个人得失,不顺风转舵,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对于各种案件,凡是确实处理错了的就要平反。

   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3700多万人。在1962年春,在七千人大会上,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毛泽东作了轻描淡写的检讨后,就离开北京,外出巡视去了。他 把这一烂摊子推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来收拾。刘少奇他们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半年多以后情况稍有好转。1962年秋天,在中 央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还大力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就在这种形势下,钱瑛和中央监委的 同志分析了全国情况,认为无理闹翻案的人确实是有的,但只是少数,主要是该平反的没有平反。

  安徽省,在大跃进期间,中共省委第一书记 曾希圣强迫命令,大刮“五风”,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饿死几百万人。当时,省委书记李世农提出不同意见,却被打成右派,另一个省委书记、副省长张凯 帆因主张开仓赈济饥民,解散集体食堂,把刮共产风时没收农民的房屋和自留地还给农民,开放市场,因而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为“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对于 这样的“铁案”,钱瑛和中共监委的同志也大胆的给予平反,他们还平反了许多右派冤案,但是他们的这些正义行为却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大罪。“四人帮”一伙以钱 瑛和中央监委违反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大刮翻案风为借口,撤消了经中央委员会庄严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委,对中央监委的十五位常委,除书记一人外,都加以残酷 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和含冤逝世者八人。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也被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以上据198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王从吾、袁任远、郭述申、帅孟奇撰写的《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

  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对蒋管区的学生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说学生运动是伟大的、正义的,并称之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战线”。

   钱瑛则是第二条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她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的组织部长。在她的领导下,蒋管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发动了多次以学生 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一二·一运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反美扶日运动等等。这些运动汹涌澎湃,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数以几十万、几百万人 计;参加的阶层越来越广泛,学生、工人、市民、商人、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卷进来了。这些运动充分揭露了反动派官商勾结,搜括民财,贪污腐败等等罪行,使 反动派陷于最大的孤立,众叛亲离,人心丧尽,因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在这些群众运动中,钱瑛起到卓越的领导作用,反动派对她恨之入骨,多次派特务追杀她, 出重金购买她的人头,都没有得逞。但解放后在文革中,她却被污蔑为“叛徒”、“特务”,被残酷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解放前,敌人没有做到的事情,解放后“自己人”却做到了。钱瑛曾平反了大批冤案,1960年,钱瑛曾解救了夹边沟幸存下来的600名右派,他们活下来了,但文革中钱瑛自己受到迫害,却没有人能够解救她。

  她死了。

 

  五柳村2010年6月24日收到

  源自http://wlcexp.blog.hexun.com/52329480_d.html

天涯论坛 楼主:quentin1009 时间:2013-07-06 09:43:00

李凌:请各级人大代表行使质询权 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June 19, 2015

据《南方日报》2010年2月24日报道:广州市委日前印发《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代表大会提案暂行办法》等9份规范性文件,涉及提案、质询、视察调研,民主评议等多个方面。

根 据有关文件,代表可以就市党代表大会和市委的决议,决定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党员和群众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向市党代表大会和市委提出质询。党 代会召开期间,一个代表团或10名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质询。不论是大会期间还是闭会期间,受质询单位都要答复。代表在质询中的有关言论不受追究。

我国1982年颁布的宪法第7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据此,广州市委作出的上述规范性文件是完全符合宪法精神的。我国各级党委和党代表大会和各级人大,人大常委都应该作出类似的规范性文件并坚决执行。各级政协委员应该也有资格参加提出质询的联名签署。

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人民代表对政府及政府各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进行审议,和对这些机关的工作提出质询,都是人民代表对这些机关进行监督的形式。

遗憾的是,二十多年以来,我们从媒体和电视上所看到的在人大开会期间,只有对政府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报告进行“审议”,基本上没有看到“质询”。因此广州市委提出党代表可以提出质询,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审 议和质询有何不同?所谓审议,只是在政府等机关向代表大会作报告之后,各代表团分小组进行讨论,代表们的发言一般都是在基本肯定之后,对报告提出一些批评 建议。党委和政府领导人会分头到小组会上听取意见,各代表团也会发出简报。上级党委和政府参考这些简报和批评建议,作一些修改,在代表大会最后几天,在全 会上进行表决。

可能有少数代表弃权或反对,但总是多数通过。由于这种审议是背对背对整个报告泛泛讨论,所以起的监督作用有限。

而 质询就不同了,质询是由代表们就一个或几个具体问题,要求有关官员面对面答复。官员们而可以答辩,如果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有不全面或误解之处,官员们还可以 解释说明。但如果代表们还不满意,可以继续提问,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摆事实讲道理,舌剑唇枪进行激烈的争辩,目的是为求弄清事实真相,明确事非和有关 责任人。最好能找出解决问题具体的措施、执行人和定出时间表。

如果有的问题不能在开大会期间弄清楚,还可以组织包括代表和官员在内的委员会继续进行调查。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对包括国防、外交等问题,人民代表也应有权力提出质询和辩论。除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的以外,国内媒体记者也应有权参加质询的过程,提出问题,并适时在媒体或在网站上进行公开报导,使公众知情。

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使贪污腐败越演越烈,贫富差 距越来越大。据报导,中国太平保险公司的董事长马明哲在纳税前的年薪高达6616万元,另外二位老总年薪也高达4000万元以上。如此的高薪,使数以亿计 的失业和低收入的人群和尚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数以千万计的家庭感到不平和愤怒。

另外,据统计,占有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优势的央企 从2007年到2009年上缴利润15722亿元。而在这3年中,央企的利润却高达2.4万亿元,按此推算,央企3年来上缴的红利仅为6.3%。大量的红 利落入央企员工特别是央企的高管们的腰包中。从国外情况看,法国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高达50%,比利时、丹麦等国家最低上缴比例也高达三分之一。(以 上据《新京报》)。

据《参考消息》2011年1月11日报导:官方宣布,2010的中国各级政府出让土地收入总共2.7万亿元,各级地方 政府为了获得大量资金,不惜违反过去的承诺,侵犯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利益,进行“暴力拆迁”,面对官方派出的大批警察和开发商的“黑势力”,被要求拆迁的农 民和居民,有的被打伤、打死,有的自焚抗议。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从土地出让所得的收入中,政府方面得到50%左右,开发商得到40%以上,而给农民、居民 的土地补偿金却只有5%、10%。政府所得的这些钱,一部份用于自立小金库、公款消费、灰色收入、集体贿赂。有人认为,这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 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作法。

这些被欺负的弱势群体相信中央,希望中央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于是纷纷信访、上访。但常常受到地方政 府的阻拦、扣押甚至被诬为“刁民”被判刑。因而广大人民对官员们失去信心,官民对立情绪日益严重,有的地方甚至产生仇官心理。矛盾的积累,造成群体事件逐 年增加,2003年为6万起,2006年为9万起,2008年为12万起,据境外报导,2009年高达23万起,其中有数起高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体事 件,如贵州的瓮安事件,川渝教师罢课事件,湖北石首事件。

众多的逐年增加的群体事件造成社会动荡,我党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有论为空洞口号的可能。

有 的官员称这些群体事件是“突发事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每一次群体事件都有一个酝酿发展过程,事前都有征兆,只是由于官员们事先没有察觉,甚至采 取“专政”的手段,才使矛盾积累酿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我国现在社会问题很多、积压了大量矛盾,各级人大代表身处基层广泛接触群众,对这些社会问题最为了 解。如果代表们在这些社会问题刚露出苗头时就能在人代大会开会期间或在闭会期间,向当地人大常委,当地党委提出质询,引起注意,许多问题就可能早日解决, 采取措施群体事件就可能减少。

代表们被人民信任,当选为人民的代表,这是一种光荣,但更是担负着为人民代言的神圣职责,应时时刻刻都密切 注意广大人民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和真凭实据,并学习领会有关的法律法规,这样就更有勇气更有把握地对官员们提出 质询。质询起来也有根有据有理有力,可以促使问题早日得到妥善解决。

这是我同进行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第一步。

各级人民代表们,请你们执行宪法赋予的质询权,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无负“人民代表”的光荣称号。

 

 
 

李 凌:“至少不要失去了诚实”——悼念中共北京市委前第二书记刘仁同志

June 19, 2015
在写作吴晗老师因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写了《海瑞罢官》而被打倒这篇文章时,我引用了《吴晗传》作者之一、历史学家苏双碧的一段话:“毛泽东当然知道,批判 吴晗并不是吴晗有多大的错误,也不是吴晗是不是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后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已’势力,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 人……从此开始,锋芒直指彭真,打倒北京市委,进而搞乱全国,并将矛头指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吴晗就莫明其妙地成了这个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这里还必需补充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吴晗的入党介绍人,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毛泽东通过江青、康生之手,追查彭真、刘仁(北京黑市委)包庇“坏人”吴晗、邓拓、廖沫沙,并硬把刘仁的案件和王光美、刘少奇案件连串起来,最后把刘仁和刘少奇都整死。

且说刘仁这个人。

刘仁,1909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酉阳县,15岁前在家接受小学教育,1924年,随兄长赴北京投靠亲戚,在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赵世炎家住,开始接受党的 启蒙教育。1925、1926年,先后在华北学院、新京学院,师大附中、北京学院读书,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北京人民抗议“八国公使对中国政府发出最后 通谍”的活动,经受“三一八”惨案的洗礼。1927年7月,在党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挫折的关健时刻,参加中国共产党,奉组织委派先后在上海、武 汉、天津从事地下工作,在天津时曾被捕,他在狱中组织难友进行绝食斗争,并一再上诉后被判无罪。释放后,赴张家口工作,任绥远特委主任。因组织屡受破坏, 被通缉,失掉组织关系,1935年7、8月间与吉合等人经蒙古沙漠,历尽艰险到苏联莫斯科恢复组织关系,后在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7年,日寇侵华,组 织决定,派他由苏联返延安,被任命为中央党校秘书长,1938年,中央准备成立华北分局,从中央党校抽调200人分两批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刘仁任第一批的 队长。1939年1月,华北分局成立,彭真、聂荣臻等任委员,刘仁任秘书长,后又兼任组织部副部长。1941年,根据中央要求,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 会,聂荣臻为书记,刘仁等任委员,1941年,彭真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离开以前,指定刘仁主要抓城市工作。

此后,在晋察冀中央局和华北局,刘仁都任城工部长,1943年兼任敌工部长,长期领导中共地下组织在敌占华北各城市(重点在北平、天津、唐山)的工作。他 经过种种努力,开辟了解放区通往平、津、唐的多条秘密交通线,建立了交通站和地下电台,并将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大量干部分批进入平、津等大城市,根据各 行业的不同,建立了学委、铁委、工委、平委、文委等组织。

抗战期间,原在北平、天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联大),该校进步师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爱国民主运动,被称为“民主堡 垒”。日本投降后,1946年5月4日,联大结束,三校师生复员返回平津复校。原在联大的中共地下组织也同时迁回。根据中央规定,转地不转党(组织关系仍 在南京局,因此简称南系),刘仁指示城工部的学委(简称北系)要和南系同志密切合作。双方共同领导了1946年的抗议美军暴行(抗暴)运动、1947年的 五·二○反内战反饥饿运动、1948年的反美扶日运动等。这些运动揭露了蒋政权贪污腐败,专制独裁,压迫人民的罪行,极大地孤立了反动派,加速了蒋政权的 灭亡。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动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是符合实际的。作为学生运动的领导 人,刘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任命彭真、叶剑英等十一人组成北京市委,刘仁任市委委员并任组织部长。1951年党中央任命刘仁为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分工主管公安工作,并协助彭真抓全面工作,1955年,刘仁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彭真任第一书记)。

刘仁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1966年4月,新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主持召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会议宣布了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撤销刘仁市委第二书记职务”。

1966年5月开始,1976年10月结束的长达10年的“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成千上万的干部遭到批斗管制,有些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害 致死。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这场“浩劫”中受到残酷的迫害,市委彭真、刘仁、郑天翔等7人、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被加上“叛徒”、 “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等罪名,市委20名常委中,有10名被非法监禁,有3名被迫害致死,刘仁就是其中之 一。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以批判吴晗写的《海瑞罢官》为导火线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姚文元把《海瑞罢官》剧中反映海瑞当年搞的“退田”、“平冤狱”的情节说成是吴晗借古讽今,鼓吹“单干”煽动翻案风。此文表面上是批吴晗,实际 上是对中共北京市委来个突然袭击,实际上是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彭真、刘仁等对吴晗是了解的,刘仁是吴晗入党的介绍人,他们理所当然地不 同意。当时彭真、刘仁等不知道姚文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认为姚文比较勉强。因此,北京各报刊18天没有转载。18天以后,即11月29日《北京 日报》被迫转载姚文时,由彭真、刘仁等审阅定稿的《编者按》指出: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30日在《人民日报》“学术研究”专栏 转载姚文时,由周恩来、彭真修改定稿的《编者按》语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 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然而,来自毛泽东授意江青等人的政治性的批判范围越来越大,从批判吴晗 进一步批判曾和吴晗合作写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这个小组是1964年由毛泽东批准成立的,由彭真任组长,成员包括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北京 市委的刘仁、郑天翔列席。会后,由彭真主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又称《二月提纲》)。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这个《汇报提纲》。《提纲》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放”的方针,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这个提纲由五人小组全体成员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2月8日,毛泽东听了汇报,同意了,中共中央才将《汇报提纲》 发给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可是,毛泽东刚说过同意《汇报提纲》的话,言尤在耳,2月30日在上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时,他却说《汇报提纲》混淆阶 级阵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还批判彭真包庇坏人(指吴晗、邓拓、廖沫沙),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4月9日至12日,中央 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彭真被逼作了检讨,并受到批判。

此后,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烈,5月9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文章,诬陷吴晗、邓拓、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说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 报》、《前线》、《北京晚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北京市委处于被围剿的地位。此时刘仁不顾批判的来头有多凶,“后台”有多硬,依旧不避风险地 说:“看不出吴晗与庐山会议有什么关系”,“说吴晗反党说不出什么道理”。

4月21日,毛让人送来一批关于批判彭真和《汇报提纲》的材料,让刘仁亲收,意思是要刘仁“反戈一击”,揭发彭真。刘仁和郑天翔看了这些材料,很不理解, 《汇报提纲》曾向毛汇报,毛也同意了的,怎么现在又成问题了?刘和郑第二天召开市委会,传达毛送来的材料。许多同志大吃一惊,“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有的 同志要刘仁表态。刘仁说:“如果有人软弱,失去了信心,至少不要再失去了诚实”,“彭真同志犯多大的错误,我就犯多大的错误”,明确表态拒绝反戈一击。

刘仁和郑天翔还不了解,在文革开始前一年多和前二个多月,毛泽东还对北京的工作表示过肯定和表扬,为什么一下就全盘否定了呢?

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开扩大会议,刘仁列席。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作了臭名昭彰的“政变经”,他毫无根据地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政 变。在会上决定,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并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 央文革小组),通过了由陈伯达起草,并由毛泽东作了修改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5月18日邓拓被逼自杀。

8月15日,根据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新市委决定,将刘仁、郑天翔、赵凡、佘涤清等原市委、市政府、团市委等局处级以上81名干部押赴昌平县居庸关外原清华 大学一个基地办训练班,实行关押监督劳动,隔离审查。国庆节后,城里来了“揪鬼队”(以政法大学学生为主)开斗争会。在这名为“反修堡”的地方,刘仁不断 被批斗,被打的鼻青脸肿,受尽了种种人身侮辱,后来周恩来和叶剑英知道了情况,不同意“反修堡”的作法,于10月撤销了“反修堡”训练班。刘仁回来,只在 家住了一宵,就又被押到市委办公楼一个厕所关了起来,接受所谓“群众专政”。刘仁的家被抄了,不久又被“扫地出门”,强迫搬家。刘仁的夫人甘英也被批斗打 骂。以后刘仁多次被批斗、游斗,每次批斗都是深低头,大弯腰,拳打脚踢,受到百般污辱。据有关档案资料记载,从1967年4月23日到10月27日半年期 内,仅经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批准的批斗原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央领导干部的大会,就有107场,其中批彭真53次,批斗刘仁46次。

1966年12月,刘仁被北京卫戍区“监护”起来,1968年初他被关进秦城监狱,开始了5年的监狱生活,儿女被分配到东北、山西,天各一方,小孩孤苦伶仃。

1967年5月,专案组对刘的审查,突然风头一转,开始逼问刘仁关于1945年冬任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期间办理的梅克等三个美国人去解放了的张家口参 观一事。这事是经过晋察冀军区批准,刘仁协助办理的。此事由晋察冀军区安排,并派人陪同进行的一次公开的外事活动,是党在日本投降后,为扩大解放区的国际 影响的正常工作。1946年1月3日新华社、晋察冀日报都对此事进行过公开报道。1967年刘仁被拘押受审时虽与外界隔绝,但他已警觉到,审讯方是要把自 己打成美国特务。江青、康生等人秉承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意图,就要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康生曾对“彭真、刘仁专案组”的成员说:“你们要研究彭真的问 题,离不开刘仁在北京的特务联系,要联系到刘少奇。”为此他们就要把刘仁案和王光美、刘少奇案串连起来。为了获取王光美是美国特务的“证据”,他们滥捕无 辜,刑讯逼供,连病危要死的人也不放过。抗战时期,杨承祚曾在北平辅仁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而王光美则是该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王因家庭关系认识杨的夫人袁绍 英。江青等要把杨打成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身份的上线,因此她指示下级:“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以前搞出来”。于是,他们对这位快要死的老 人加紧逼供,骗出一点点零碎语言,加工编造,定下王光美是美国特务的基调。

他们顺着王光美当年是由北平地下党介绍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的这条线,把矛头指向地下党领导人刘仁。1967年8月康生的秘书按着康生的意图写报告, 硬说1945年冬,刘仁奉令接待梅克等三个美国人,作为刘仁是美特的“证据”,并谎说此次刘仁“勾结”美国特务,是通过日本特务机关介绍接上头的,所以, 刘仁又是“日特”。他们又将1945年与刘仁接待梅克等人的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调来,分别软禁、拘留、监禁、进行逼供,诱供,逼他们作假证明。

崔月犁是当年地下党派去和王光美的亲属进行联络,并介绍王光美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的,因此崔月犁也被当成特务被关起来。江青、康生等还诬陷说:“美 国特务王光美是刘仁及其特务集团精心策划打入军调部的,王光美与刘少奇结婚是刘少奇、彭真勾结美帝实行‘孙行者钻进肚皮’战术”,对我进行反革命颠复的大 阴谋。

刘仁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长期领导公安保卫工作。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他认真执行党关于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有的重大问题还是由中央主要领 导高层层层审批的),多次取得对美帝和美蒋特务斗争的重大胜利。但是康生、谢富治等却把刘仁领导的公安工作的重大成绩隐瞒起来,制造伪证,诬陷刘仁等同 志,把刘仁、徐子荣(原公安部副部长)、冯基平(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康生指示:“应当把他们严铐起 来,关进监狱”。北京市的公安局被说成是彭真、刘仁安插美蒋特务的大巢穴,公安局6名正副局长和66名处长、区县局长及其他干警被捕入狱,974名公安干 警被关进劳改场所,7400多人被赶出公安机关, 先后有98多公安干警被迫害致死。

1973年,刘仁被捕入狱的第6个年头,由于他在狱中长期手铐一刻不能离身,因此冬天穿棉衣服时,双臂也不能插入棉袖内,只能披在身上,长期脚镣,足部磨 烂,而且,受到体罚打骂,生活上被虐待,致使身患肝病、胃病、冠心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在这种情况下,监狱方不得不汇报上级,让他住进北京市第六监护病 房,病历上不准写病人的姓名,只许写代号“6808”,医护人员量体温,打针,送药都有监护人员跟随监督。

专案组负责人曾表示,要他“表现好一点,可以考虑除去他的镣铐。”但他坚持历史真实,不肯违背良心,因此镣铐长期不能除去。

1973年10月26日,刘仁被折磨致死,而通知家属的竟是:“不能戴黑纱,这件事只有你们知道,不能向别人讲,要严格保密”,而且不准说死者的真实姓 名,火化后,骨灰也是无名的(后由一位在八宝山骨灰堂管理处干部彭子纲同志冒险把骨灰藏在自己的床下,等到刘案被彻底平反以后才拿出来)。在粉碎“四人 帮”以前,刘仁的结论留有许多“尾巴”,刘仁的夫人甘英拒不签字,后来由于聂荣臻和胡耀邦的关切和过问,中央组织部作了全面的调查,1979年1月27 日,经党中央批准,刘仁的冤案才得彻底平反昭雪,同年2月21日,刘仁追悼会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行。

刘仁临难不苟,正气浩然,他去世了,他在烈火中永生。

李凌:评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前后矛盾的言行

June 19, 2015

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又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前后矛盾的言行,正是对邓小平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且看历史: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题为《大量吸收知识 分子》的决定。《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 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批评我们有些干部有恐惧,甚至有排斥知识分 子的心理,是由于“不懂得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 页)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我》一文中说:“因为我们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悟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 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三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1945年,在延安举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于4月 24日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表明在政治上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要求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中共将允许民族资本主 义的存在和发展。他许诺人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的自由等。此外,他对于尊重知识分子的政策作了更详细全面的阐述。毛泽东说: “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 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 看作国家和社会宝贵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 要。而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 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毛 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1083页)

 

毛泽东又说:“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目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3页)

 

他还说:“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4页)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于是代表中共宣传未来执政的政纲,是对全 国人民庄严的许诺。这些言论符合中国的实际,所以深得民心。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更受到包括许多大学教授和广大学生的欢迎。所以,在抗战后期和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以学生为主体、得到许多教授支持和广大人民响应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毛泽东曾对1945年底在昆明发生的“一二·一”运动(即“昆 明罢课”)给予很高评价。他在1945年12月15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 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的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7页)

 

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说:伟大的正 义的学生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 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224——1225页)

 

在国民党统治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1945年的“一二· 一”运动,1946年的抗议美军暴行(抗暴)运动,1947年的“五·二0”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8年的“反美扶日”运动等,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得到 许多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支持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一浪高似一浪,参加人数从几十万到几百万。这些运动充分揭露蒋政权勾结美帝、专制我得裁、贪污腐败的丑恶 面目,使它陷于最大的孤立,丧尽民心、军心。因此,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不到4年的时间,蒋政权便被赶出中草药大陆。毛泽东说学生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 条战线的说法符合实际。

 

但是当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共成了唯一的执政 党,毛泽东成了全党、全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腔调完全变了。在他发起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思想改造运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在1966年开 始的十年文革中,知识分子都是被整的对象。知识分子被说成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书读得越多越蠢”,“书读得越多 越反动”,许多教授被要求“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薄一波对这种说法是不同意的,他认为毛泽东“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逻辑很荒谬,好象知识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品,一有知识就归到资产阶级队伍里去了。这种提法也是没有理论和历史根据的。”“对知识分子性质和作用 的错误认识,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偏见和失误;也是我们党长期没有处理好同知识分子关系的最深刻的根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 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0、1011页。)薄一波的这个说法大至不差,但还不到位。在毛泽东思想的深处,对知识分子还有更深 刻的错误认识,他把知识分子看作敌人,有书为证: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1966年4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 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 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窃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 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 其他一样也不会。”

 

既然是反革命,当然要对付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于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开刀”。

 

(以上分别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18页,第十二册第35页,第十三册第171页、第182页)

 

对比一下,这些言论和他在抗战期间一再发表的关于重视知识分子的言论正好相反。也就是邓小平说的毛泽东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违反了自己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自食其言。

 

在伟大领袖的这些最高指示下,可怜的中国的手无缚鸡之力、又无为自己申辩的权利的千百万知识分子,只能被打成右派、极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等,被批斗,被凌辱,被抄家,被强迫住牛棚,被殴打,有的被殴打至重伤、至死、被迫自杀并连累至家属友人。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6月版第94~95页)中说:在文革期间,“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 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老师不堪受侮辱受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 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 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 上逼供刑讯,让其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以上这些仅是举例。‘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打死3人,教职员工和学生 被迫害致死6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

 

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当时也在北大就读,他被造反派残酷迫害以后被迫锯去了双腿下肢,痛苦终生。

 

北大,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学府,“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的发源地,尚且如此,其他各地各校的知识分子受到更惨烈的摧残就可想而知了。

 

在抗战期间,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被称为“民主堡垒”。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联大的民主运动一度沉寂。到1944年,联大的、昆明的民主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联大的进 步师生,昆明的进步人士纷纷写文章,办刊物,开座谈会,讲演会,发宣言,游行示威,学习并宣传毛泽东关于抗日、民主、自由的言论,猛烈抨击蒋介石“一个主 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思想和制度,因此遭到反动派的仇视。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毛泽东后来写道:“闻一多拍案而 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肯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给予崇高的评价。

 

但是,当年和闻一多一起为着争取民主自由的共同理想,同样冒着生命 危险努力奋斗的民主教授如吴晗、潘光旦、罗隆基、曾昭抡、李广田、向达;联大的大学者陈寅属、吴宓、陈梦家、陈序经,以及大科学家、清华、西南联大的物理 系主任叶企孙和饶毓泰(我国23位“两颗一星元勋”中包括钱学森在内的11位,都是叶、饶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物理系教出来的学生;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和李政道,也都出自西南联大物理系);上述这些民主教授、大学者、大科学家,都是在毛泽东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死的。“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教 授也被整死了。

 

毛泽东曾经说: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而当年,在国民党区域领导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中共南方局(抗战胜利以后改名南京局、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和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这是为什么?

李凌:毛泽东称赞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

June 19, 2015

 看了这个题目,有的同志可能提出疑问:“你这个提法有根据吗?”回答:有根据,有大量史料为据。这是历史,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先看胡乔木为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写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斐逊等民 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 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任务,同时也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 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斐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 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 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最高度评价的。美 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唾手可得,是在八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 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斐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的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 “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 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 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摘自《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0—133页)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主席8月底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主席提出问题,甘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主席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 “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 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页)


  以上史料说明:当时身为毛主席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写的社论完全符合当时毛主席的思想,是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阐发。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多篇文章,赞颂美国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该报发表的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1944年7月4日,该报又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这篇社论的内容与《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党中央、 毛主席发的统稿。


  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该文赞扬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权利法案》的倡导者,“以对人民的无比的信 心与坚决的态度,在这新世界上的新国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社论指出,“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 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可是在今天还有人想用丑恶卑劣的方法来钳制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的权 利”,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这篇文章不只是从制度方面来论证民主,而且从普世价值观方面来申明“人有天赋的人权”,“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就更加珍贵了。


  更值得指出的是:1946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该文大力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援蒋政府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社论强烈要求美国撤 走驻华美军。但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篇文章一开头仍然肯定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出的“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肯定提出民有、民治、民 享的原则的林肯。社论号召美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发扬《独立宣言》的精神,改变美国现行的政策。并且坚定相信,在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下,中国人民一 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不只是通过《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体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声音,而且亲自出马,多次和美国人赫尔利、谢伟思讨论民主。


  1944年夏,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政府希望战后的中国,仍由蒋政府统治,但要他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美国总统派前国防部长赫尔利少将于9月来华。在重庆 时,赫尔利向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表示访问延安的意愿,然后于11月到延安,和毛泽东等多次商谈。赫尔利曾提出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草案,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不满意,经过反复磋商,由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由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签字,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签字。该协定有五条,其中第一、二、四、五几条主旨为国共 和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组成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共同努力,以迅速打败日本侵略者。


  这五点协定由赫尔利带回重庆后,为蒋政府否决,未能施行,中共曾因此谴责赫尔利不守信义。虽然如此,这个协定的第三条,充分反映出毛主席当时对未来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念。如下:


  “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 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 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 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91页)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任蒋介石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要求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 委任当时号称“中国通”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秘谢伟思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住近三个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人交谈。


  在交谈中,毛主席表示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也谈到对美国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主席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 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谢伟思说:“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毛主席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 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 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 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 相比,西安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谢伟思及时地详尽地把毛主席的这类谈话内容向美国当局报告,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建议美国支援中国抗日的武器,也应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给中共领导的 八路军、新四军(由于这些报告和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时,谢伟思受到迫害)。后来有人把谢伟思的报告翻译成中文,其中关于毛主 席谈美国民主的部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发表。


  抗日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历史已成为中外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曾经和谢伟思、鲍大可、奥克森伯格等“中国通”以及史迪威后人有密切交往的金先宏先生 写了一本题为《影响白宫对华决策的“中国通”——一位前外交官的采访手记》的书,于2003年1月在时事出版社出版。书中有关毛泽东与谢伟思谈话部分,引 用了胡乔木写的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社论中的名句:“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 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作者金先宏先生据此说明:“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美国的期望及对中美合作的憧憬不仅是形势的需要,也是长期的战略思考。”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解放日 报》、《新华日报》所发表的赞颂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的大量文章,其实也是对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的宣传和阐发。这种宣传对大后方如昆明、 成都、重庆各地的民主运动起过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导的地位,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他大权独揽,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在经济上违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 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巨著中反复强调的允许包括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政治上,他违反了当年主张并积极宣传的 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万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连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都被整死。当年许多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争取民主自由奋力拼搏,但建国 后却被残酷迫害,许多人被摧残致死。


  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在抗战时期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只是为争取美援的一时策略。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是打仗,兵不厌诈,声东击西,设置疑 阵,以迷惑敌人,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这是可以的,无可非议的;因此而打了胜仗的部队还应得到表扬。但这只限于战时对付敌人,而不应在国家政治经济体 制的根本问题上。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1980年6月,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同年8月,邓小平又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来但是没有做 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72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在平反冤假错案方 面,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主要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国社会今天仍存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日 益严重等重大问题。在抗战期间,毛主席曾大力倡导民主自由,但他在全国执政以后,就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在我们应该重申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 普世价值观,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把我国建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作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现已离休)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2期

李凌:风雨同舟六十年

June 19, 2015

风雨同舟六十年——我和小马60年的生活和心路历程

李 凌

                              一
  我的爱人马如瑛(爱称小马,又名黎勤)走了,于2003年8月13日,永远地走了,我心中无限悲痛。从1943年相识相恋到如今,整整60年有余,在 这60年中,有过甜蜜和欢愉,但更多的是坎坷和苦难。这60年,正当中国经历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日军侵略、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土改、反右、大跃进、 大饥饿、四清、文革十年浩劫,等等,我们历尽各种磨难,但也获得人生各种遭遇。俗语说:“遭遇就是财富。”我们这些遭遇是后来人无法再遇的,因此,我们拥 有过的“财富”,也是后来人无法拥有的。不过,我们祝愿我们遭遇过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我们的后来人永远不拥有这些“财富”更好。
  我和小马,都是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的。联大实行选课制,大一时,文理法工学院的六、七百名新生奔跑于各大教室之间上大课,我们互相并不认 识。当时我已注意到她这样一位好姑娘,但从不敢往爱情方面想,到了大二(1943年)以后,因为时时同在一个小教室上文学院的专业课,人数不多,相互认识 的机会就增多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新校舍对面南区的一个小教室上课,我坐在她的后面,下课时,她掉下一只黑色的、用毛线自己打的小手套,我捡了起来, 如获至宝,看了又看,亲了又亲,到第二天才舍不得地还给她。她盈盈一笑说:“原来是你捡到了,谢谢!”从此,我们就算认识了。以后上课就常坐在一起,当时 是没有教科书和讲义的,一般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她的手快,记得比较完全,课后我们在一起对笔记,讨论疑难问题。联大图书馆和男生宿舍都在新 校舍,图书馆的参考书不多,座位也少,到大考时,特别紧张。她住在南院女生宿舍,离新校舍比较远,就托我先到图书馆借好参考书,找到座位,她来了就一起复 习。
  熟悉以后,我有时就到女生宿舍找她,男生是不准进入女生宿舍的,我还记得南院门房的女校工用清亮的昆明话喊:“马如瑛小姐,有人找!”不一会,她款款 地走出来。我们找一个幽静的地方坐下聊天,东西南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谈学习,谈功课,也谈社会,谈政治。我发现她爱国心很强,是很有正义感、很有同 情心、嫉恶如仇的人。谈到日军侵略的时候,谈到国民党丧师失地的时候,谈到贪官污吏的时候,谈到贫富悬殊的时候,特别是谈到时时在新校舍门前马路上被綑绑 着的“病兵”行列的时候,她感情很激动,有时声带哽咽。我也有同感,还把我知道、看到的人间不平告诉她。我们之间思想上的共同点越来越多,感情也越来越亲 密。
  我是广州人,1938年广州沦陷,我家逃到三水老家,不久日军打到三水,我们又逃难到香港伯父处。伯父送我到英文书院读书,我因不愿接受英国的殖民主 义教育,于是背家出走到昆明。1940年考入同济高中,1942年考入联大。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为弥补贷金的不足,在同济时,我曾经卖过报,擦过皮鞋,当 过茶叶工厂的练习生,当过咖啡店的跑堂,但到了联大以后因在城外,想干这些活都没有了,只能靠微薄的贷金生活。联大学生的食堂,早餐是没有的,午晚两餐也 没有一点荤腥,菜也很少,米饭则是杂着稗子、老鼠屎、沙粒的“八宝饭”。我没有冬衣,靠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借给的募捐得来的棉大衣过冬;鞋子经常穿得 张开大口;因没钱常理发,头上常是乱发蓬松。总之,过得很艰苦。小马不嫌我穷,她知道我吃不饱,有时请我到钱局街口的小铺吃碗焖鸡米线,或吃两块烤饵块。 我们都好吃梨,宝珠梨下来时,她买上几个,我们跑到翠湖旁柳树下分着吃。有一个礼拜天上午,下着毛毛细雨,她跑到我的宿舍,叫我到她在海源寺的家去玩,我 简直欣喜若狂,但表面上依然装着冷静。她的父亲马紫瑜先生(当过晋宁县长,这时任新富滇银行的副经理)是一个很开明慈祥的老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有一 次,她送我一件毛衣,我很不好意思,她一边为我套着头穿上,一边说:“穿上吧,这是我专门替你打的,穿上了等于我和你在一起,就不冷了!”这些充满着爱与 温馨的行动和语言,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在漫长的60年中,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幸福、最甜蜜的日子。

                               二

  有一天晚上,她悄悄告诉我,她们几个人组织了一个秘密读书会(有许诤、陈雪君、刘晶雯),读《新华日报》,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收获很大。 她还说:她们办了一个壁报叫《南苑》(南院的谐音),有一期写文章批评当时有些女同学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只追求个人享受,甘心当“寄生草”,当“花瓶”。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
  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从河南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数月之内,日军一直打到湖南、广西、贵州。大后方重庆、昆明都在敌军俯视之 下,人心震动。形势逼使人们关心战事、关心国家,此时中共指出,国民党失败,主要是由于一党专政造成的军队和政治腐败,因此必须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 联合政府,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力量,进行反攻,才能取得胜利。中共这些言论,切中要害,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许多人都深信中共的关于取消一党专政、实 行民主的道理。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当我们在秘密读书会读到这些闪着光辉的语言时,心中是多么兴奋。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议员访问延安。回重庆以后,黄写了一本《延安归来》,这本书我们在秘密读书会时也读到了。毛主席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几 天有什么感想?黄坦率地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 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庄重地回答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 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和小马都是学历史的,对黄炎培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周期率”也都是了解的,因皇 权、贵族、地主的压榨,逼得一代代农民起义,开始时是“造反有理”,等到江山坐稳时,就变脸了,大兴文字狱,大杀功臣。有些开明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也知 道讷谏,魏征提出“兼听则聪,偏听则暗”,李世民也能接受,因此也能采取些“轻徭薄赋”的政策。可是由于历代都是皇权专制,今天皇帝让你讲话,明天皇帝就 可能不让你讲话,你讲了违背皇帝意旨的话,就是“批了逆麟”,就可能遭到杀身之祸。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明君、贤相和清官,但是明君一变脸或是明君一死,原 来的开明政策就会变样,贪官污吏,腐败丛生,土地被兼并,广大农民贫无立锥之地,又会起来造反,这就是黄炎培说的“周期率”,其根子就是皇权专制。毛主席 说,民主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确是至理名言,使我们衷心佩服。
  不久,从地下党的渠道,又传来新的消息:毛主席于1945年8月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和平时,路透社记者问他:“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要领和界说如 何?”毛回答:这个政府“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我记得,这四大自由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 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可以看出,毛主席不但主张要学习十九世纪(林肯时期)美国的民主成果,还主张学习20世纪(罗斯福时期)美国民主的成 果。我们认为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出自真心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将是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这是崇高的目标。我和小马以及我们这一代的许多青年人正是 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在白区斗争中,冒着生命的危险,赤手空拳和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特务搏斗(如“一二·一”运动就有四人被打死,30多人受伤);正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抛弃了城市优裕的物质生活,到解放区和贫农一起吃糠咽菜!
  可是,建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毛主席当初说的关于民主自由的许多承诺并没有得到兑现。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在讨论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稿)时曾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这句话切中要害,对研究毛泽东思想 有指导的意义。当然,我们自己也是经过几十年的坎坷历史以后,通过反思才大彻大悟逐渐认识到许多道理的。下面关于农业等问题的认识也是如此。

 


                                三

  现在回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和昆明。前面提到,由于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南下打到贵州,引起西南大后方震惊,促使人人关心政治,关心战争,也 促使爱国民主运动高涨。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联大、云大的学生、社团、民盟等组织了多种集会,办刊物,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张奚若、曾昭抡等民主教 授发表讲演,写文章,带头游行,中心口号只有一个,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
  联大校园内,各种社团纷纷建立,如剧艺社、高声唱歌咏队、新诗社、阳光美术社、悠悠体育会以及几十个壁报社。小马是活跃分子,参加了歌咏队,又参加剧 艺社。在1944年秋,学生自治会改选,击败了三青团分子,进步同学取得了胜利,中共党员齐亮等当选为常务理事,女同学小马和许诤当选为理事,小马还当选 风纪部长和女同学会主席。女同学会建立后,首先抓改善伙食,她们建立监厨制度,协助炊事员精打细算,保证饭菜的质和量,月底还有些节余,改善生活。这种脚 踏实地、勤勤恳恳为同学谋福利的作法,受到同学们的欢迎。1945年的“三八”妇女节,联大女同学会组织了一次“恋爱婚姻问题座谈会”,包括一些男同学, 共有数百人参加,把偌大的“昆北食堂”教室都挤满了。大家发言很踊跃,从正确的婚姻观谈到妇女的真正解放,从今天的读书谈到明天的社会地位,妇女要自尊、 自立、自强和自爱,等等。这次座谈会使许多女同学受到启发。
  在考试前夕,女同学会还推动同一专业的同学组织起来,互相切磋,温习功课。这样做,出于诚意的交流,增加了互相了解,符合周恩来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扩大了交友的圈子,也扩大了进步同学的影响。
  1945年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在原有的许多秘密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小马被选为民青二支部的支委兼小组长。到5月,在南院的女同学参加民青二支部的已有14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腾,但蒋介石为解除他发动内战的后顾之忧,在10月3日凌晨,以突袭的方式,把龙云挟持到重庆,下一步就要对被称为 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下毒手,形势非常严峻。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中共地下组织决定发动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活动,具体安排是在11月25日在联大民主广场 召开一次反内战的时事晚会(到会的大中学生和市民6000多人),请费孝通等四位教授讲反内战的道理。特务派人多方捣乱失败,会场周围突然枪炮声大作,子 弹低空掠过,与会群众情绪激愤,在《我们反对这个!》歌声中散会。经过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的发动,联大新校舍、南院、师范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一致决定罢 课,其他三十多所大中学校也相继罢课,并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反内战,宣传队员被特务殴打。12月1日,数百名武装特务进攻联大新校舍。同学们关起大门,并 搬出大批教室的黑板、黑板架和椅子堆在大门后,特务一时不能攻入。在校门外的一个特务拉开手榴弹的弦,正想往校门内扔,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员于再(中共党 员)上前劝阻,手榴弹爆炸,于再受重伤,当天去世。特务呼啸而去,进攻附近的联大师范学院、杀死潘琰(女,中共党员)、李鲁连、张华昌三人、三十多名学生 被打伤,其中缪祥烈重伤,后被迫锯去一条大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小马和广大同学一样,悲愤莫名,冒着继续被殴打的危险,第一批走上街头 讲演,控诉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我当时已经入党,负责宣传队的组织工作和组织起草文件(如《告士兵书》、《告市民书》等)。运动期间,我和小马还时时见面, 但谈的多是学运了。
  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之后,“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大家投入紧张的备课、考试。5月4日,联大结束,2000多师生北上平津,分别参加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继续学习。
  小马已经毕业,她赴北方的目的是去久已向往的解放区。我本应也于1946年毕业,但1944年我因革命工作需要,曾赴滇南建水县临安中学教书,休学半 年,故还须在北大学习。1945年我已经是中共西南联大第二支部的书记。这样,歪打正着,我可以住在北大继续做地下工作。
  当时联大的安排是每25人自由结合,共乘一辆大卡车,从昆明至贵阳,再赴长沙,然后乘火车到武汉,乘船顺流东下到上海,再乘船到秦皇岛转北平。我和小 马同车到长沙,一路上看见农村十分贫困,中午每到一个站打尖吃饭时,常有一群枯瘦的孩子向我们乞讨要钱要饭吃。看见这些,小马总是难受得要哭,饭菜不能下 咽。我们更加相信,只有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农民才能摆脱贫困。到北平后,我们游览了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地。不久,她就和一些同学一起到解放区去了。我在 北大,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抗暴)运动的发动和领导工作之后,已经暴露,于1947年3月,也和两位同学一起去解放区。我们去解放区的秘密路线是北平—天 津—沧县下火车,然后步行二、三十里,通过封锁线,到解放区泊镇,说找“康市长”,这是联络暗号,表明是白区地下党介绍来的。我们的目的地原来是延安,后 因延安正在打仗,就改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为河南武安冶陶),当时没有公路,更没有汽车,一般干部往来都靠“派差”,由当地农民出马(或牛、驴) 车,一站一站送。我们是从泊镇出发,向西南横越冀中平原,经过衡水、南宫、邯郸、邢台再到武安,来接我们的是一辆从武安送人到邢台后再返回武安的车。车夫 很健谈,快到武安县城时,他告诉我们说:“前几天武安师范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演的可好啦,大家都掉眼泪啦!”我心里怦然一动!是 不是我的小马啊?我就请车夫先把我们拉到武安师范去。一看,果然是她!还有联大同学“老总”(罗长友)和徐晶,那个高兴就不用说了。武安师范的王校长动员 我留下当教员,我当然同意啦。大家准备了些太行山的花生、大枣等,热热闹闹地为我和小马办了结婚喜事。晚上,她告诉我:“天天看报,看到北平抗暴运动取得 成功,为你们高兴,又看到国民党抓人、枪毙人,又为你担心着急,有时晚上被恶梦惊醒……”听了这些话我十分感动。
  当时国共正处于交战状态,解放区和白区之间,邮电根本不通,小马到解放区后,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我根本不知道。她又改名黎勤,我更无法打听。如果不是那个车夫无意说起,我可能无法找到她。我们能这样重新聚首,真可算是有缘了。
  武安师范是当地最高学府,参加学习的有小学教员,也有基层干部,学习的内容密切配合当前战争和土地改革,自编教材。我和小马都是学历史的,就给学员们 讲历史上封建皇权和贵族、地主怎样剥削农民,“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以致引起一次次农民起义。因为我们都是以故事形式讲的,又结合教文化,所以 学生们反应很好。徐晶是学化学的,她就讲化学常识,结合教学生怎样造肥皂。“老总”讲时事政策,有一次他和学生带领一批农民往豫北前线送公粮,抬担架,中 途遇见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他过去在联大时常感到在白区搞学生运动不过瘾,想上前线真刀真枪和敌人干,这下子他是过了瘾了。
  总的来说,我们那个时候心情是愉快的。但有一件事情使我们颇有反感,那一年的“七一”,是中共建党26周年,各区、镇、村党委、支部都敲锣打鼓给县委送大批猪、羊和绫罗绸缎来贺喜,煞是热闹。我们心想,这时农民都很苦,何必呢?

                                  四

  1947年秋,中共中央青委来了调令,调我和小马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报到,汇报“一二·一”运动情况。不久,其他联大同学庞邦镛、范椿镛、马复高、 沙叶(周桂棠)等也来了。汇报并讨论了约一个多月,结束后,我们就下乡搞土改。当时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担任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兼平山县委书记,青委的其 他同志如杨述、韦君宜、马仪、王康等分任县委和各区委的领导。我们则分到各乡,组成土改工作组,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搞土改。这下子 真让我们体会到农民吃糠咽菜的艰苦。说起衣服来,也很可怜,有的人只有一件衣服,秋天加一层就算夹衣,冬天添点棉花就算棉袄,夏天把棉花拿出来就算夏衣; 妇女在夏天上身只穿块肚兜布……。我和小马分在两个乡,几十里的崎岖山路,只有二、三十天回工作团汇报时才见上一面,互相说起农民的困苦情况都很难受,但 也相信土改以后,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不再受地主的剥削,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生活一定可以大大改善。
  土改期间我们和分得土地的农民一样高兴。在“保卫胜利果实”,“前方打老蒋,后方刨蒋根”的口号下,母送子、妻送夫上前线参军、抬担架、送公粮。广大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但是我们也经历并执行了“左”的政策:定成份是查三代,扩大了打击面,把一些不该划为地主富农的也当地主富农处理了,有的被打伤打死,有的被扫地出 门;贫农中一些勇敢分子为了逼浮财,动用了刑讯逼供,侵犯了城镇中工商业主;开群众诉苦斗争大会时,有的勇敢分子假公济私,官报私仇,打死了人……。当时 流行的一句话叫“群众运动开始时防右”,即听任放任群众,“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不必讲政策。事实上,所谓群众,往往被一些“勇敢分子”操纵。又 一句话,“运动后期防左”,到了运动后期,任弼时和毛主席都讲话了,要防左,斗错了的要退赔。但人被打死了,粮食被吃光了,怎么退赔?有的人骂我们工作组 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们也无可奈何,县里开碰头会时,我和小马说起这些事,都有同感。
  土改结束后,我和沙叶、张定等被派往济南、开封、洛阳等地调查新解放城市的青年工人和学生的思想情况,回来后随大军于1949年春进北平。团中央成立 后,我在研究室工作。小马土改结束后进中央团校学习,后随军进入天津,做纱厂女工的工作,不久随团校回北平,在良乡团校研究室工作。
  1949年12月,突然通知,把我调到空军哈尔滨航校当政治教员。1950年,小马被调到哈尔滨团市委(同在哈市的联大同学还有裴毓荪,温功智)。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我在郊区机场,又是抗美援朝期间,进城机会不多。
  1954年,我调回北京,在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当编辑,负责政治组。隔几个月,小马也带着几个孩子回北京,在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当编辑。
  1957年,中央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问者足戒”。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作了动员,他首先介绍在陕北的时候,有人咒骂 为什么老天爷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就说是反革命,要把这个人抓起来。毛不同意,说要了解人家为什么骂我们。后来调查知道,因为公粮负担太重,老百姓普遍 挨饿,所以有怨言。因此毛泽东发动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还改善了军民关系。刘通过这个故事说明,共产党是欢迎批评的,通过 批评可以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刘司令员还检查自己过去好发脾气,好骂人,有些同志见了他就害怕。他希望大家对他提出意见,贴大字报,帮他改正。这时空政让 我们政治组编一个《整风简报》,到各单位参加座谈会,看大字报,专门搜集尖锐的意见,整理出来,登在《整风简报》上供空军领导参考。政治组的几个同志到各 单位了解情况,普遍对刘司令员讲话反映挺好,有个工程师过去挨过刘的骂,以后见了他就害怕,这次听了他的动员报告,解除了顾虑,把过去不敢讲的话都讲了出 来,希望刘司令员能改正骂人的缺点。我们政治组几个人汇报,许多单位都有类似反映,于是大家就凑成一张名为《向刘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的大字报,内容也真 是和风细雨,希望刘司令员向毛主席学习,并重复刘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加上工程师的例子。大字报写出来后,谁署名?政治组的同志过去因家庭、历史、社会关 系等问题被整怕了,都不敢署名,就推给我,说:“老李,你是老党员,什么问题都没有,你署名,我们支持你。”我心中坦荡荡,认为这是帮助党整风,就署上了 自己的名字,这一下惹下了大祸。
  过几天,空军大院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说我是大右派。又打开我的抽屉,搜出我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的文章(草稿)。我是为响应中宣部办的《学习》杂 志就此问题展开学术讨论而写的,内容主要是:1,社会主义要按劳分配,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但是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之间、体脑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 间的劳动是很难比较的,因此分配时要照顾团结、互助,高级干部因责任重大,应该多分些,但不要太多,否则脱离群众;城市职工创造价值较大,又全是商品性消 费,应分配多些,但工农分配不应差距太大,对职工增加工资时,应该考虑农民收入,使工农差距逐渐缩小。
  搜出这些文章后,吴法宪等认为是找到我的反党理论和纲领,说我挑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挑拨工农关系,简直罪大恶极,于是把我的右派升为极右。
  小马当时在《中国青年》工作,有一天,她和总编辑邢方群一起去总政宣传部了解部队青年思想和反右情况,对方头一句话就是:我们空军抓出一个反党的大右 派李凌。这句话对她简直是五雷轰顶,她不相信。十多年互相了解,李凌是穷学生出身,一向对人民对党无比热爱,明知在白区参加共产党就要冒生命危险,还是义 无反顾,这样的人怎么成为反党的右派呢?但是总政宣传部的同志的话、空政的判决,又是铁的事实,她痛苦极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被抓起来,关在地下室,轮番批斗。1958年春,我被持枪士兵押解到黑龙江北大荒850农场畜牧3队劳改。每天劳动十多小时,根本没有 什么休息节假日,开始时高梁米还可以勉强吃饱,后来定量越来越低,每个月只有18斤,还要干繁重的活。我们农场土地很多,也很肥沃,但地势平坦,很多洼 地,而当地每到八、九月秋收时总是下雨。曾有人建议应先挖好排水系统才播种,却被认为是右倾受批判。结果春天播下春小麦,丰收在望时,地里却水汪汪。原定 用康拜因收割,此时机器无法下水,造成严重减产,才悟到要挖排水沟,于是右派就要在冬天修水利。北大荒地多,排水沟越挖越远,挖沟的右派们就只能随着排水 沟的进展不断搬住处,睡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野地上,苦不堪言。我多次想自杀,如果不是1959年底就摘去帽子,我可能就死了。据和我在同一劳改队的新华社 高级记者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一书中说,我们所在的右派大队中的一个队死亡约三分之一,另一个右派劳改队1200人中死了1000人!
  我们这个右派劳改队有文化部、外交部、教育部、一机部、新华社、大公报等单位以及部队的大右派,共五、六百人,工种很多,流动性很大。按规定,中央各 单位来的右派,劳动一定时间以后,就回去了,而我们部队的右派摘了帽子以后还要留在农场工作。以后我又听说,农场领导看我的档案,就那张大字报和关于分配 的学术文章,怎么看也不像右派,再加上那个时候上级要农场办党校,而我又当过政治教员。可能因为这些原因,于1959年底第一批摘了我的帽子,留在农场党 校当政治教员。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马,她自然十分高兴。

                  

  1957年反右派以后,接着是大跃进、反右倾,使原来左的政策更左,全国大饥荒。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2000年第三期 发表的的文章透露,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4000万,全国普遍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小马除了背上“右派老婆”的沉重包袱外,还要负担四个 孩子的生活。虽然团中央机关有少年之家和幼儿园,可以稍解困境,但还是十分艰难。人家夫妻二人的定量指标,补贴一个孩子,已感困难;她一个人的指标,要补 贴四个孩子,困难就更大,只能自己少吃或不吃,千方百计让孩子少受苦。邻居有同志出差,家有孩子没人带,小马就让邻居的孩子住到自己家里,一起吃饭。她有 几个弟妹在云南,都很困难,小马经常寄些钱和粮票去。有一个妹妹在农村当小学教员,学校连钟都没有,只能看太阳来定上下课时间;小马知道后,就把自己的手 表寄去。还有一个表妹,遇人不淑,遭遇不幸,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小马经常给她寄点钱去。
  她是记者,工作繁重,生活如此困难,营养不足,严重影响她的健康。
  我摘帽子以后,虽然还是吃不饱,还有繁重的劳动任务,但思想负担轻多了,只是想家。有一天,我用毛笔抄了一首古诗寄给她:“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她接到诗后,知道我心中悲苦,就来信表扬我毛笔字写得好。我知道自己的字写 得并不好,也知道她这样说,为的是哄我高兴。虽然知道这些,但得到她的夸奖,还是很高兴。她在信中还告诉我一些让我愉快的事。她说:春天到了,百花盛开, 她带着大晶和小英两个女儿到中山公园,孩子们到处跑,她自己到树荫处找个籐椅坐下来,泡壶茶,看稿子。
  对中山公园我是熟悉的。接信后,忽然浮想联翩,一夜之间,写成一首自度长短句:
  暮春三月,寒潮过罢,骤暖京华,一夜惊醒,千树万树梨花。中山园里,水榭堂前,风景如画。群莺乱舞丁香架,烟柳画桥雪山茶。游人如织,春装婀娜,不负那,艳阳天气,锦瑟年华。
  争得一席地,傍着绿窗纱,一张藤椅一壶茶,斟酌再斟酌,文章传海内,一字不能差。任孩儿们烂熳玩耍。眼前景物千般好,压倒群芳,还数那,明眸皓齿,一对姐妹花。
  可惜,那人在天涯,不然共泛兰舟,到荫下,却问人面好还是桃花。
  怎生图将好景,和这番心事,一一告诉他;又只怕,画里的柳丝,系不住游子的心猿意马。牵挂,牵挂,越发想回家。
  这是拟小马的口气写的,兴之所至,随意拈来,根本没有考虑格律音韵,而且通篇都充满着愉快的情调,其实当时我内心悲伤:被开除了党籍,还牵连小马和孩 子们。写这样的长短句。一来是为了安慰小马,二来是想自我麻醉,苦中作乐,自我“精神会餐”而已。其实我心中常常默诵的,最能反映我悲苦心情的是另一首小 诗:“枯鱼过河泣,后悔复何及。寄书鰱与魴,相戒慎出入”。

                 

  青年团的工作,不能作为终身职业,年纪大了,就要“毕业”。1964年,小马从团中央调到高教部政治部任宣传部负责人,不久就调去搞四清,任延庆县一 个公社四清工作团的党委书记。1962年,我也已从北大荒调回,在通县麦庄公社劳动兼当秘书和统计。有一次我们回家见面,她谈起在农村所见所闻。她说:农 村的贫困超出我们想像。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只有一、两毛钱,亩产只有百十来斤,生产队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常年靠吃野菜;有的家庭四、五口人只有两床破 棉絮算是被窝;有的家连炕席都没有,晚上就直接睡在土炕上。搞四清,按上级布置,先是札根串连,访贫问苦,然后组织诉苦会,以发动群众对地主、富农和四不 清的干部进行斗争。但一开起诉苦会来,贫农不是诉地富的苦,而是诉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苦:砸了现成的锅去炼钢,把山上的树都砍光去炼铁,粮食没收成还要交 公粮,饿死多少人。有的饿死了亲人的,诉起苦来声泪俱下。几乎许多村都有这种情况。后来上头说,诉苦会就不要开了。小马说,原来我们以为土改以后实现耕者 有其田,农民的生活会好起来,但十几年过去,许多农村比我们在土改时看到的还穷得多。她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去,想先抓一下生产,但不行,要搞阶级斗 争,几乎连年搞运动,一个接一个,帽子满天飞,什么“漏网地主”、“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三反分子”等等,七斗八斗,斗得干部群众人人害怕,心都散 了……。
  说着说着,我们回想当年参加革命时的理想和豪情壮志。难道我们革命就是为了使农村这样贫穷,农民这样苦?
  四清运动本来整的就是农村基层干部。我虽然摘了帽子,但还是右派,更是被整的对象,是准敌我矛盾,因此时时处处被歧视,被凌辱,我心里很痛苦,自觉生 命已没有什么意思,他生未卜,今生休矣,常常产生轻生的思想。小马发现我这种情绪,就替我打气,并分析道:“你现在政治不能搞了,文史也不能搞了,但你在 农村,接触实际,应该好好帮助农民科学种田。你在联大上过生物课,对动植物的生理应有基本了解,这是有利条件。”她的这些话使我豁然开朗:原来我还可以有 机会继续为农民做些事情的!小马又替我买了些有关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我如饥似渴地学起来。然后我就请有关的村干部和老农来座谈,帮助他们总结增产经验和 减产教训,推广优良品种和讲解科学使用化肥的方法。这对促进生产起了一定作用,也使我增加了对生活的信心。正因为如此,在文革中,我虽然多次挨批斗,挨毒 打,但还是勉强挺过来了。

                   七

  小马搞四清不久,就被调回来了,紧接着文革开始。她是宣传部的负责人,大小也算个当权派,当然也被批斗,不久,又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干校,干种水 稻、盖房子等重活,还继续被批斗、审查。党支部被解散了,老党员们也一个个挨批,过关后,才能恢复党籍,恢复支部生活。
  她在干校一呆就是五、六年,1974年才调到地震局。我回家时告诉她:农村养猪,生产队、大队的猪场,算是集体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因猪圈占地、 青饲料、饲养员责任心不强等根本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仔猪死亡率高,育肥慢,钱粮大量亏损;而社员养猪则因全家关心照料、喂家庭吃剩的泔水剩饭菜、小孩打野 草等,青饲料不成问题,所以省粮食,育肥快。大体上,集体猪场养猪平均四、五斤粮食,有的甚至八、九斤粮食才能长一斤猪肉,而社员户养则只费两、三斤粮就 能长一斤猪肉。但有的县、公社干部认为集体养猪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员户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比如社员养母猪,要卖猪仔,就说是资本主义行为;有的农户 会养猪,收入比别人高,就被认为是两极分化,因此要加以限制,有的养猪多的户甚至受批判。我了解了这种情况,就多次向领导建议:应放宽限制,大量发展社员 养猪。但我多次受到批判,说怪不得五七年把你打成右派,到现在你还是满脑袋瓜资本主义,要知道“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云云。我把 这件事情告诉小马。她很生气,说这叫什么话。明明全国肉食都很紧张,大力发展社员养猪可以缓解吃肉问题,这是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有益的事,却不许搞,而 赔钱赔粮的事却逼着生产队搞。不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问题了,弄不好,又批斗你,给戴个什么帽子。她要我多收集些材料,不但生产队的,还要各公社的、 全县的,以后总会有用的。我按她的意见办了,搜集上来的数字使我吓一大跳。据1975、1976、1977年三年全县统计,每年集体猪场亏损三百多万元, 全县农村每户平均每年亏损37元,每个社员减少收入8元多,这在当时农民每年收入只有五六十元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小马建议我调查研究收集的材料 果然后来派上了用场。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傅冬(傅作义将军的女儿,西南联大同学)和我一起到通县调查养猪情况,回来 后,写了两篇调查报告,分别发表在《经济管理》和《人民日报》上,另一篇详细的调查报告作为人民日报内参送中央,对调整养猪政策起了一定作用。

                  八

  1978年夏,由于联大老同学邢方群的推荐,我从通县调到中国社科院主编《未定稿》。1979年春,我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组织上把我档案中关于我的 “罪状”的材料发还给我,其中有我写的大字报和我的几篇文章(都已印出来,当时吴法宪等为了把我在全军搞臭,所以印出来发到各单位讨论,这样倒把我的文章 保存下来,使我后来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思路,抚摸自己心中仍在滴血的伤痕)。小马看了这些材料以后对我说:“以前只知道你因为贴了刘亚楼的大字报被打成右 派,还听说你有什么反党的理论,内容不知道。原来就是这几篇文章,你在那个时候就能提出在分配上领导干部不要过多,以免脱离群众;工农差别不应逐渐扩大, 而应逐渐缩小。现在证明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如果当时就注意这些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社会情况就会好得多,你却因此被打成极右,受尽折磨,我一想起来,心 都碎了。”小马一边说一边抚摸我的头安慰我。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我未能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一个人独自挑起重担。这些年的操劳,又因我的右派问题加重了她 的精神负担,再加长期营养不足,她原来健康的身体逐渐瘦弱,还过早地出现了白发,我心里很内疚,是我拖累了她。
  我编的《未定稿》在当时的解放思想运动中有颇大的影响,发行量达到三万多份,她对此也很高兴。有重要的稿子,特别是关于农村问题的稿子,我总要和她商 量。1979年10月,社科院陆学艺等三位同志去安徽调查。该省肥西县山南区共有近10万人,15万亩耕地,1978年种冬小麦时干旱,有77%的生产队 自发地搞起“包产到户”,1979年产夏粮2010万斤,比1978年增产265%,许多穷队穷户一下子翻了身。但肥西县委受到各方面压力,说山南区包产 到户是向资本主义倒退。不得已,县委发出指示,还派出工作组,要山南区纠正,“重新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受到当地群众强烈抵制。陆学艺等带回三 篇当地干部写的关于包产到户增产的调查报告,还有陆学艺等人写的一篇评论,指出:不管什么方式,能增产粮食,受群众欢迎就是好的。拿到这些稿子,我给小马 看,她可高兴啦,说到底找到了农民增产的道路啦。她说,农业的特点就是要使劳动者和劳动的结果——产量、收入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增产,这就是农村自留地庄稼 总比生产队集体庄稼好的道理。包产到户保证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这有什么不好?她鼓励我把这些材料赶紧发表。不料当时的社科院某领导 人对我严历批评,说这篇文章是分裂党中央,不许发表。我把此事告诉小马,她鼓励我力争,即使少印,也要把这些文章发出去。于是我以已经付印为理由,争取到 作为“特稿”只印少数发给有关领导和学术界。但即使这样,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如甘肃省委原来准备下令取消该省自发搞起来的包产到户,但接到本期《未定稿》 后,改变了主意,同意作为试验搞下去。1980年秋,陆学艺和王小强赴甘肃调查,发现凡是搞包产到户的比不搞的产量都高得多,尔后得到普遍推广。

                  

  由于我们都搞过土改,小马搞过四清,又长期在安徽凤阳教育部干校劳动过,了解农村的情况。我则在通县农村呆了16年,所以我们都很关心农村。我们时时 谈起,解放后几十年,为什么农村还是这样穷,农民还是这样苦?归纳起来,有这些原因:1、农业合作化,本应按中央原来规定的“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 去搞,是否参加合作社或单干,都完全由农民自愿。按照邓子恢的想法,如果合作社确实好,确实能增加收入,农民自然会参加。但是毛主席却违反了他自己亲手制 订的自愿原则,用强迫命令和变相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搞合作化,接着又是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大刮五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多吃多占风) 造成非正常死亡4000万人的大悲剧。这4000万人中,绝大部分是农民,而城镇居民则长期处于供应紧张,甚至“低标准,瓜菜代”。虽然后来退到以生产队 为基本核算单位,但还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调动不起农民的积极性,劳动质量没有保证,所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产量自然低;2、长期不断地割资本主 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资本主义的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如养猪政策就是这样;3、农产品价格过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 差不断扩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稍有改变;4、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欺压农民,基本原因是,平常没有民主,放任、包庇基层干部强迫命令、胡作非为、 贪污腐化,但一搞起政治运动来就不加分析,一概打倒,如土改时的“搬石头”,四清时作出“大多数基层单位不在我们手中”的错误估计;5、户籍制度把城乡分 为两个不可逾越的世界,农民长期受到歧视。总的来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谈到的解放农村生产力、让农民富裕起来的承诺,并 没有兑现,而是往相反方向发展。兰考虽有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但如果基本的体制、政策没有改变,焦裕禄也无法改变兰考农民饿死、逃荒要饭的局面。
  对以上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所见略同,我们的观点越说越贴近,就更感到所谓“老来伴”的意思,不只是生活上互相搀扶照顾,而更重要的是思想观点相同, 感情互相交融,这才是更好的亲密的老来伴侣。奇怪的是,我们俩从60年前认识时起,到白头时,都是那么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特别是关心农村,也多次被卷入 政治漩涡,为此吃尽苦头,但到老还不改。

                 

  前几年,又有一件事让小马大感不平。我们家的保姆肖姨的儿子小童是个农民工,本来在北京一家餐厅当保安并负责修理音响。2001年5月,该餐厅因装修 暂停营业,童的一个在济南的朋友叫他来济南,他去了。该朋友在一个茶馆干活,童觉得在茶馆烧水、泡茶不能发挥他会修理音响的专长,不同意留下,正想返京。 原来那个茶馆还是个妓院,楼上就有包间,而且老板对嫖客敲诈,要价很高。六月初,有一个嫖客嫖完之后说钱带不够,就开了张欠条,还留下身份证和地址,让茶 馆老板带人去取。老板和童、他的朋友一起去了,却把欠条和身份证都放在童的口袋里。到该地址时已有几个便衣警察等在那里(也许这个嫖客就是警察派去的卧 底),老板、童等被抓起来审问。一查,因欠条和身份证都在童身上,就把他当作主犯,把他双手吊起来十多个小时,他的朋友被警棍毒打,同时把他们几个人的手 表、手机和现金几千元都拿走(没有打收条,后来也没有交还)。他们在派出所被拘留近一个月,判劳教三年,送往劳教所。名为劳教,实际上是强迫苦役。每天早 上四点起床干活,中间只吃三顿饭,每顿只给五、六分钟,一直干到晚上八点多才下班,干的活是为西餐的食具如刀、叉、盘子等“抛光”,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灰 尘飞扬。每天每人发3元饭费,勉强可以吃饱,实际上他们每人每天干活创造的价值比3元大得多,其间的差额就成为劳教所和警察们的奖金、分红。“劳教”的人 越多,劳动的时间越长,警察们可分的奖金就越多。为利益驱动,警察们就想尽办法制造多种借口多抓人。小童说,他所在的劳教队有一千多人,有的只因为在街上 吵架,就被抓进来干苦役。
  据说,警察是根据有关劳教的法规办事的。所谓劳教法规,就是警察可以把他们认为“轻微犯罪”的人抓起来,不必经法院审判,被抓的人也没有辩护权和申诉权,更没有律师辩护,不必有证据,警察、派出所说判几年就是几年。
  既然是“轻微犯罪”,最多拘留不应超过一、两周,但小童却被判三年!
  小马知道这个情况后,依旧是“嫉恶如仇”,非常气愤,说我们天天讲法治,讲以人为本,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事?她还找有关的法律法规的书来看,要申诉,要为童讨回公道,还要求修改有关劳教的法规。当然,这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这类事情太多了。

                 十一

  1979年,小马从地震局调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1982年我调中国社科出版社,我们对工作都比较满意。同时,党和国家也不再搞政治运动了, 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一心抓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我们的几个孩子也都成家立业。虽然还常有不顺心、看不 惯的事,但总的来说,心情是愉快的,我和小马互相勉励,要保重身体,争取能过米寿(八十八岁)和白寿(九十九岁)。
  有一次,有朋友送几个梨子来,我切开一个,很好吃,就分一块给小马。她说:“梨是不能分开的,分梨分离啊!”于是我想起当年我们在翠湖柳荫树下分宝珠 梨吃的情景,说出歪诗两句:“昆明宝珠上市时,翠湖堤畔柳如丝。”说到这里,小马说:“你别说,让我续下去。”她想了一下说:“怪道今生常惜别,原来当初 好分梨(离)。”说罢相对苦笑,又细细算了一下,几十年来,我们相聚的时间太少太少,分离的时间太多太多。小马为安慰我,说无论如何,我们总算幸存下来 了,我们总算是幸运的。我们过去的熟人,像齐亮,在联大时一起学习,一起工作,多么好的一个同志,被国民党抓去,在渣滓洞牺牲了,接着我们想起被特务杀害 的闻一多老师和四烈士,想起在解放云南时牺牲的同学如陈月开(陈海)、吴国珩、曾庆铨等,不禁老泪纵横。
  又想起,当年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的师生,建国以后在各个政治运动中被整死的真不少,如吴晗老师,是在被毒打之后,一根根头发被拔出折磨死的,潘 光旦、向达、李广田、陈梦家、饶毓泰、叶企孙(饶、叶二位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者,他们分别担任过南开、清华、西南联大的物理学教授、系主任,23位 两弹一星元勋中有6位是清华物理系毕业生,7位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生)都含冤去世了。在1945年11月25日的晚会上,在蒋军枪炮声中仍然大声呼吁停 止内战、要求民主的费孝通、钱端升、潘大逵三位教授都被打成右派,曾昭抡教授也被打成右派,被称为“难以企及”的“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和吴宓在晚年也备 受折磨。
  毛主席曾说,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话对于当时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和进步学生是极大的鼓舞。但曾经领导联大的及其他 地区的地下党工作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可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将帅级领导人——曾经担任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的钱瑛和华北局城工部长的刘仁,在十年浩劫中都被折磨 死。曾经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岗,在抗战期间代表中共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龙云同意在昆明设立新华日报营业处,并同 意在云南省政府内设立秘密电台和延安、南方局联系。由于龙云对民主运动的开明态度,禁止中央军抓捕进步人士和学生,才使联大能保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光 荣传统,使联大和昆明成为民主堡垒。但华岗在1955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16年后瘐死狱中。龙云也因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提出意见,被打成 右派。
  联大的同学、地下党员被迫害死的也很多。据我们记得的如:后来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陈琏(只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范迪之(即范椿 镛,只因为他当过美军翻译)、耿仁荫(女,在1946年底“抗暴”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文革中因被说成是北京市委黑帮的成员,被迫自杀)、李炳泉(抗 战初期曾任联大群社的社长,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担任记者,他和另一联大同学刘时平探得国民党军队企图用数百辆军车突袭在平山的党中央,当时我大军在外线作 战,形势非常危急,幸得刘、李二位及时将秘密情报电传给党中央,中央迅速揭露,国民党军队才不敢进犯,文革中李却被迫害致死)、邓特(在“抗暴”、反饥饿 反内战运动中十分积极,被敌人逮捕,严刑拷打,他始终不屈,后因广大同学抗议,由北大校方保释出狱,解放后参加部队南下,在党校任教员,却被怀疑为自首叛 变,虽经调查证明否定,但仍被逼供,最后绝望自杀)、尚嘉齐(尚钺的儿子,在学运中表现积极,李凌发展的党员,解放后调团中央学生部工作,后调吉林工业大 学,十年浩劫期间被造反派打死后从楼上扔到地下,谎报说是跳楼自杀)。
  联大的同学被打成右派或被戴上种种帽子的就难以数计。如袁永熙,抗战初期即任中共联大总支书记,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在“一二·一”和“抗暴”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却被打成右派,摘帽后仍被下放到农村中学教书,文革中几乎被打死……
  我和小马回想起这些同学、老朋友、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使我们十分难受,老泪纵横。后来小马说,好了,好了,不去想吧,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而且冤假错案也都平反了,今后也再不搞政治运动了,这类悲剧也不会再演了。我们是幸存者,应该振作起来,向前看。

                     十二

  话虽然这样说,主观上也知道应尽量往乐观方面想,但心灵上的创伤,自己下意识是无法控制的,当年被殴打的情形时时在我梦中出现,有时做梦被一群人拿着棍棒追逐到悬崖峭壁,无处可逃,只得纵身跳下,惊醒出一身冷汗。
  因此,我常不自觉地爱唱些悲苦的歌。
  我爱唱歌,但五音不全,常常走调,被孩子们笑。但小马从不说这些。她还特别喜欢听我唱,有时一起唱。我唱歌的心情也只有她能理解。有一次我唱《夜半歌 声》,当唱到“……风凄凄,雨淋淋,花零落,叶飘零……”的时候,她说:“太苦了,别唱了!”这一回,我没有听她的,继续唱下去:“在这茫茫的黑夜里,谁 同我等待着天明?谁同我等待着天明?我形儿似鬼似的狰狞,心儿似铁石的坚贞。只要我一息尚存,我誓要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啊,姑娘呀,只有你的心,能理解 我的生平!只有你的眼,能看破我的衷情!你是那天上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你是那山上的树,我是那树上的枯藤,你是那池中的水,我是那水上的浮 萍。……”唱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小马一边拿毛巾替我擦眼泪,一边说:“不要哭,不要哭!”她自己也哭起来,还低声叫我:“唱下去!唱下去!”……

                   十三

  离休以后,我们生活的许多时光是在充满着文学氛围中度过的。
  我们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者,特别喜欢苏东坡和陆游的诗和文章,我们俩人有时联句背诵,即一个先背诵某篇文章的头几句,另一个接着背下去。有一次背 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小马背头几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该我接下去了,可是我一时记不起来。她说,我 替你背吧:“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 立,羽化而登仙。”大概她早就向往那种“羽化而登仙”的意境,所以对这些句子熟记于胸,背起来如行云流水,非常顺畅,而且抑扬顿挫,铿锵有声,充满着感 情。如今她已经“羽化登仙”了,我再也听不到她那朗朗的书声了。
  对陆游的诗,我们也非常赞赏,如《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北望中原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双鬓已先斑。……”回顾我们这一生,不是也有类似的感叹吗?
  前几年,我到浙江绍兴旅游,曾经到沈园,回来给小马背陆游怀念已离婚的妻子唐婉的诗:“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 影来。”小马接着背下去:“魂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她对陆游的深情十分感佩:唐婉已经死去四十年了,自己都 快入土了,还对已故的前妻如此怀念。但是她也对陆游有意见:既然和唐婉如此深爱,为什么屈从母命,不知反抗,而离婚呢?

                   十四

  1998年,我73岁了,好像应了一句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我突然得了急性胰腺炎,据说这种病死亡率高达80%以上,这可把小 马急坏了。她到处奔走,托亲靠友,为我改善了医疗条件:好的医生、好的药物,还组织孩子和亲戚们轮流看护,终于使我再活下来,而她自己,也因着急,累病 了。医院为我开刀动大手术,昏迷三个多月,一醒过来,头一眼就看见她,坐在我的病榻旁,美极了。我说:“你总是那么美。”她看见我醒了过来,当然很高兴, 拉着我的手,亲了我一下,在旁边的孩子看见都笑了。又一次,隔了两年多,我在黄昏散步(锻炼),在附近街头突然昏倒骨折,她闻讯赶来,要来救护车,连夜转 了三次院,到了天亮才确诊,把我送到较好的医院治疗,才得以康复。
  此情此景,还历历在目,而她已经走了!
  2001年秋,她搬重东西,造成严重压缩性骨折。她长期操劳,营养不足,严重缺钙,骨质疏松,住院三次,理疗、打针、吃药等,有时疼痛稍好一些,但无 法根治,只能仰面卧在床上,吃饭、吃药都要人喂,翻身也得人帮助,身体日益衰弱,心肺衰竭,形销骨立,后来连正常进食都困难,只能靠点滴、鼻饲;肺呼吸也 因难,靠呼吸器。后来医生说,不能长期靠呼吸器,要切开喉管帮助呼吸。医生认为这不是大手术,不必进手术室,只在她住的监护室进行,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完 成。医生说,没有料到,她的喉部的血管结构与常人不同,一切开血管,就大出血,血压降到零,周身各器官得不到血液供氧。这时医生才怱忙地把她转到手术室。 出来时,还有一口气,但已成植物人了。原来,脑细胞缺氧不能超过10分钟;医院这一折腾,已经超过半个多小时,脑细胞全部死亡,而且不可能复生。我和孩子 们在她病榻旁,无论怎样哀哭、哀喊,再也喊不醒了。过两天,医院就通知我们去医院,看见她时,已经去世了。大女儿一直守在病榻旁,握着妈妈的手,感到妈妈 的体温逐渐下降、变凉,妈妈的生命逐渐消逝了……我和孩子们哀哀恸哭,但怎么也唤不回来了。我恨自己,我两次重病,她千方百计救活了我,对我是恩同再造, 而这一次,眼看她一天天病重,消瘦下去,我却束手无策,愧对爱妻,抱恨终天。
  我们也曾怀疑过,动手术为什么不到手术室?但病历、档案都在医院,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无可奈何。
  小马在医院期间,她还叫我唱歌,有时还低声和我一起哼唱。我们最喜欢唱的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恋爱时唱的歌,因为这些歌能唤起我们对那段甜蜜岁月的回忆,如英文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还有《记得当时年纪小》:“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儿落多少?”
  小马,小马,你醒醒,告诉我,“梦里花儿落了多少?”……

                    十五

  小马走了以后,我写了一副挽联,浓缩了我们风雨同舟六十年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寄托我的哀思:

               送爱妻小马西归

  六十载相知,同德同心,患难备尝,甘苦与共。方期米白寿共享,卿何弃我猝西去?
  一而再救我,操劳尽瘁,恩同再造。君染沉疴,我却无能空哀哭,音容永在不胜悲。

                               李凌泣挽
                                 2003年秋

 

 2004年2月10日五柳村制作

李凌:兑现当年的庄严承诺,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党

June 18, 2015

重读《论联合政府》有感

——中共当局应兑现当年毛主席许下的关于民主自由等问题的庄严承诺,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党

1980年6月,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邓小平的话是符合实际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关于政治民主自由的正确言论。在1945年4月 召开的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更是有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中共执政后的政治纲领,包括:关于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在政治上要求 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目的反动法令;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宣传中共的重视知识 分子和学术自由的政策;宣传中共鼓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策,等等,还斥责蒋介石集团是孙中山先生的不肖子孙,把人民的自由剥夺的干干净净,等等。

这些话讲的多好啊!它符合群众的要求,深得民心,所以《论联合政府》一书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本书不仅是宣传中共未来在全国执政的政纲,也是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毛泽东发表此书时,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苏联红军已攻克柏林,美、英、法等盟国也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部,意大利人民也起义了。消灭欧洲法西斯之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也就为时不远了。在中国国内,中共领导的19个解放区已拥有9550万人口,中共领导的正规军有91万,不脱产的武装民兵有220万。 中共已成为一支对决定全中国的前途具有举足轻重的伟大力量。《论联合政府》一书的出版,经过延安的《解放日报》、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以及中共地 下组织和民主同盟、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学生运动等多种渠道以不同方式的广泛宣传,对提高中共的威望,对孤立蒋介石集团并瓦解它的军心、民心,起到很大 的作用,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但令人痛心的是,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中国大陆之后,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最高的领袖,在取得不少成就的同时,他却“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大力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有理”、“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所谓理论。他发动多次政治运动,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55万人被打成右派(另一报导被打成右派的为3178470人),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许多多的右派在劳教农场里累死、饿死、冻死;1958年他又发动大跃进运动,连续三年,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多吃多占风),造成粮食连年大减产,饿死几千万人。据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廖盖隆在2000年3月的《炎黄春秋》著文披露:据统计,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00万。以廖所在的工作单位和所任的领导职务,他所透露的“统计数字”(而不是估计数字)应当是最权威和最接近实际的。当时所谓“非正常死亡”,实际上绝大多数是饿死的。1966年起毛又发动“文化大革命”, 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连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都被整死。据叶剑英元帅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期间,整了一亿人,整死了2000万。

由于毛的鼓励和挑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大中学在文革期间都开展了两派武斗。据官方统计,武斗中共死亡23万7千多人,伤700多万人,(据2011年第10期《同舟共进》第71页)

邓小平于1980年6月说过“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之后,于同年10月他又说:“我们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来但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毫无疑问,中共当局是有勇气有能力也有责任兑现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经向人民许过的关于民主自由等问题的庄严承诺的,因为我们确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诚实守信的党!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其中就有“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是十分正确的。按此原则,中共当局理所当然地要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既要诚实地客观地承认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集团,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劳;也要诚实地客观地承认他的过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不能见暂时的小利而忘却“诚实守信”的大义,多方隐瞒掩盖因毛的过失而造成的灾难;(事实上在当今信息化的国际社会,任何丑行也隐瞒不了)更要承认并贯彻执行他曾经提出过的“正确的东西”,这集中表现在他著的《论联合政府》一书中。现将毛在该书中所阐述的一些主要政策摘录如下:

1、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生产力

 “有 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 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 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8页)

 “有 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 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 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泽东集》第三卷第1060页)

 “在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义的国家, 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一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 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1页)

 “中 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和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 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 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79页)

2、取消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

 “有 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 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 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061——1062页)

 “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3页)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通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1067页)

 “自 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 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 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 正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按:这里指蒋介石集团)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1070页)

3、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要求废除党化教育,要求学术自由

 “为 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 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需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 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 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 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1082——1083页)

 “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4页)

4、鼓励批评和自我批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方法。” “以 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 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 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 抛弃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1096——1097页)

从以上摘录中可以看到,当年毛泽东对一些重要政策的阐述,有很多地方说得十分正确,十分诚恳!回忆60多年前,我们在地下党工作时积极宣传《论联合教府》,收到很大的效果,今天重读此书,又有新的启迪。有人说:如果1949年10月毛成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领袖以后,能按这些政策执行,兑现他自己对全国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那多么好啊!那中国早就会成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民富国强的国家了。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有许多曾经相信过毛的言论的人觉得毛说话出尔反尔,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才得以被粉碎。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30多 年,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的指导思想,也和毛泽东在《论联合教府》一书中提到过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今天全面的执行毛泽东在该书中阐述 的关于民主自由、关于知识分子,关于学术自由和鼓励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策等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也必将会在各方面,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

今天中国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将会得到缓和或解决。

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共十八大的殷切期待!

2012.7.12

五柳村2012年7月14日收到。

作者是1945年在西南联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

李凌,广东省三水县人,1942-1946年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45年5月参加“民青”,同年6月在西南联大入党。曾任西南联大第二党支部书记、北京大学第二党支部负责人。1947年春到解放区,在平山中共中央青委工作。(摘自北京地区革命史料: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1920.10--1949.2 北大地下党概况),王效挺 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184页.)

2012年6月2日李凌(左)与李锐合影

 

李凌自述: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

June 18, 2015
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

——李凌自述在苦难中为民主民生不断求索的经历

 

在我的一生中,写过四张大字报。

 

第 一张大字报,是1945年11月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的。11月25日晚上,联大师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蒋军第五军在会场外围用枪炮向会场上空射击,威胁我 们,引起群情激愤。散会后,我和一位“民青”同志在校本部各宿舍串联,征集到七百多同学签名,要求罢课抗议。当夜整理成抗议书,张贴出去。接着,不在校本 部的各学院的同学们也要求罢课。这成为“一二一”运动的前奏。

 

第二张大字报,是1946年末在北平北京大学写的,对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发动起了关键作用。

 

1957年,写了平生的第三张大字报,响应党的号召,对当时我所在的空军领导主要负责人的粗暴作风提出和风细雨的批评,这就闯了大祸,被戴上“极右分子”的铁帽子,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将近五年;后来作为“摘帽右派”又在北京通县农村继续“改造”了十六年。

 

1978年,为了促使平反“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大冤案,我甘冒危险,借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横遭查禁为由头,制作了一张大字报,贴在西单一面墙上,得到群众的广泛响应,这还成为“西单民主墙”的开端。

 

这四张大字报,都是我政治生命的关节点。

 

下面是我对自己在50年代以后的坎坷经历的回忆和思考。

 

“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这是至理名言。

 

这 里的"受难”不只是指个人的受难,更是指整个国家、民族的受难。受难中和受难后,自然会引起思考。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只是思考个人的恩怨和得 失,更重要的是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灾难?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如果思考的结论与某些当权者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那么就会给因受难而思考的人带 来更大的灾难。而灾难本身及造成灾难的原因则被隐瞒起来,这叫做掩耳盗铃,或日讳疾忌医,或日鸵鸟政策,这样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不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只有真正痛定思痛,才能从过去的失误中汲取深刻的教训,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改正。这样,过去的灾难就会成为一笔有特殊意义的“财富”,会给人民带来 不同程度的幸福和欢乐。但是有一个前提,即当权者必须体会到“痛”,必须抛弃特权私利,真正对人民负责,彻底地全面地承认历史事实,而且让所有的人,包括 受难者在内的所有的人,都能有自由的意志,独立的思考,从实践中认同真理。我是在中华民族和自己遭受的深重灾难中思考而觉醒,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在人 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却又因思考而受难。在自己受难中接触了众多受难的人们,对民族的命运和自己走过的路反复进行了更多的思考,继续在思考中行进。

 

离开北平,又回到北平

 

我 在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地下党第二支部书记。1946年随校复员到北平在北大复学。年底到 1947年初,参与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发动和领导工作。不久,我得到一个消息:“棍子已经注意到你了。”“棍子”,是我们对专制当局的特务分子的蔑称。 我回想自己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参加进步活动已经多年,虽然后来作为地下党的一个支部书记不宜多参加公开活动,但是有时候也不得不抛头露面,引起“棍子” 们注意是很自然的。我对解放区向往已久,很想到解放区去。于是把在北大地下党的工作作了安排,然后通知两位早就想去解放区的民主青年同盟的同志,分头准备 好假的身份证明,编好应对检查的“词儿”,穿上长袍,扮作商人,乘火车到沧州后下车步行,闯过封锁线,到了泊头——这儿已经是解放区了。感觉像回到了老 家,十分高兴。

 

经过许多周折,到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武安。我意外地在武安师范学校重逢在联大时的恋人马如瑛(改名黎勤)。学校留我在那里。我俩就在那里结婚,一起教历史课。

 

过了几个月,就在这年秋天,接到调令,把我们两人调到当时在平山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青委。到那里的时候,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还没有结束,我们听了一些报告。然后向中央青委领导人冯文彬汇报昆明一二一运动和北平抗暴运动中地下党的情况。汇报完毕,就投入土地改革运动。

 

1948年,中央青委派我和张定等十多人去新解放的济南、开封、洛阳等城市调查社会、经济情况和青年工人、学生的思想状况。回到平山不久,1949年春,随中央青委进入北平。接连参加青年团、学联、青联三个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之后,我留在团中央研究室工作。

 

50年代初:印象深刻的三件事

 

1949 年冬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到哈尔滨,在航空学校当政治教员。原来,人民空军初建,要建立几个航空学校,吸收大量知识分子。空军党委向中央申请,要求调 二十多名政治上可靠、文化水平较高、能给飞行员和机械员上课的人到航校任政治教员。毛泽东批示:同意,由安子文、陆定一和刘亚楼商定。就这样,我和团中 央、团校、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的一些同志被调到航校了。

 

许多学员在航校毕业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有的立了战功,成为战斗英雄。消息传来,我们感到自己的努力开了花结了果,自己为国家做了贡献,心情很愉快。

 

在哈尔滨航校期间,有几件事情,直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一 是高岗问题。高饶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我们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干部一起听内部传达,一起讨论。许多当地干部揭露高岗罪行,说他们对高岗的问题早有觉 察,列举了他蛮横霸道、生活腐化的诸多事实。我问:为什么那时候不揭发?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还得了!还不早就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了!从这件事情中,我深 深感到,我们的党和国家太缺乏民主了,人民群众和党员对高级干部有错不能提,一提就被打成反革命,这样讳疾忌医,错误积累起来,不可收拾。没有想到,我的 这种想法,竟成为我后来被打成极右分子的根源。

 

二是刘善本起义。刘善本是国民党政府派 到美国学习归来的飞行员。抗战胜利以后不久,他反对内战,驾驶当时最先进的美制大型轰炸机B一52飞到延安,震惊中外。后来他被派到哈尔滨航校当校长。我 们和他相处得很好。他为人谦逊,虚心学习,不仅飞行技术高超,而且处处吃苦在前,待人宽厚诚恳。以后他调任空军某师师长,这个师的飞行员大多是哈尔滨航校 毕业的。有一次他们打了胜仗,学校派我带团去慰劳祝贺,与他们联欢,大家十分愉快。想不到,在“文革”中,竟然追查他的“历史问题”,要他交代在美的经 历,还要他提供“证明人”。那时候,有什么办法去美国找到“证明人”呢!他只能含冤而死了。

 

三 是周宇驰问题。他原是冀东一个初中生,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地方部队。后来这个部队成为四野十四兵团(司令员为刘亚楼)的一部分。这个兵团整个架子改为空军 领导机关,周字驰就被编人哈尔滨航校宣传科当干事。当时我这个政治教员还兼任航校政治部宣传科、文化科副科长,下面有文工团、政治教员、文化教员等二三百 人,多为新参军的大学中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教学、演出任务十分繁重。周宇驰以“工农老干部”自居,平日无所事事,就调这些同志的档案看,从中“发现”家 庭、历史、社会关系中的“问题”,要他们反复重写自传;查出前后有点不太一致,就残酷批斗,把无辜的同志往死里整。周宇驰的这些作为,却被领导上认为“阶 级觉悟高”,“斗争性强”,加以提拔重用。最后,当上了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成为林彪、林立果的死党。这说明,这种打着“阶级斗争”幌子整人以求往上爬的 人,内心其实是很肮脏的。

 

突然戴上了“极右”的铁帽子

 

1954年,我被调到军委空军政治部编《人民空军》杂志。我就到北京东交民巷空军政治部去报到。杂志分两部分:政治,军事。我负责政治组,五个人一起工作。

 

一 晃就到了1957年,毛泽东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听了录音。不久,空军党委召开大会,动员整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传达中央整风指示,讲整风的重 要意义,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我印象很深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还讲了一个故事:在陕北的时候,有一天下雨打雷,劈死了一头 牛。一个老太太说,老天不长眼,打雷怎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了,就说她是“反革命”,要把她抓起来。毛说,不要啊,要了解她为什么骂我们。经过调 查,了解到是因为陕北人民生活本来就很穷困,红军一下子来了几万人,老百姓公粮负担太重了,普遍吃不饱,所以有怨言。于是,中央决定发动部队和干部生产自 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说明,共产党是欢迎不同意见的,哪怕是骂自己的难听的话也要听,从中可以发现问题,改进工作。他还检讨说:我刘亚楼脾气急躁,常 常骂人,下边很多人对我有意见不敢说。大家要对我提意见,要打消顾虑,不要怕。特别是政治部的人,党员干部嘛,更应该消除顾虑,带头贴大字报,帮助我整 风。……这一类的话说了很多,我听了很感动。

 

当时空军党委决定办一份专门给空军高级领导干部看的《整风简报》, 要我们政治组的五个人分头去空军直属各单位看大字报,参加整风座谈会,把重要的意见记录下来,登在《整风简报》上。各单位的同志们普遍反映:刘司令员讲话 很诚恳,打破了大家的顾虑。许多人说出了原先不敢说的心里话。例如,修建部有一位工程师在座谈会上说,刘司令员曾经骂过他,甚至说要枪毙他,他从此就怕见 刘司令员。一天晚上,政治组到各单位了解情况的同志们回来一凑,许多单位都有类似的反映,举了很多例子。空军机关知识分子比较多,不少人说见了刘司令员就 害怕,不敢说话。汇报以后,有人说,刘司令员不是号召大家写大字报吗,不是要我们带头吗?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向刘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因为前些天《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题目是《整风要和风细雨》, 我们就学着这个调子写。内容也真是和风细雨,大意是:听了刘司令的号召,感到有必要把我们从各单位了解的意见说一说。希望你少发脾气,不要像夏天的太阳那 样可畏,而要像冬天的太阳那么可爱。大字报所用的语言,几乎都是他自己对大家讲话中自己检讨的时候说的话,只是加上了修建部那位工程师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例 子。就是这样一张大字报,组里的同志们都不敢签名。因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受过审查,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有的有历史问题,有的挨过整,所以不敢 签名。他们说:老李,你是组长,是我们的头,又是老党员,什么问题也没有,你就代表我们大家签名吧!我们都支持你!我当时只觉得自己出于爱护党的一片忠 心,就签了自己的名字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哪知道这一下惹了大祸,而且祸延终生。

 

几天后,满院子大字报围攻这张大字报,说是“右派言论”,说李凌是个“大右派”,铺天盖地,一致声讨。前些天空军党委会议让我参加作记录的时候,我就听到过传达内部文件,包括《事情正在起变化》,知道要反右派了。万万没有想到会反到我自己头上。

 

以 往我到下面去采访,碰到刘司令员,各部部长,有小汽车,他们都喊我坐他们的车:“来来,李凌,我们一起走。”贴大字报后第三天,我到工程部去,恰好刘亚楼 也在哪儿,临走的时候,部里的人说:李凌乘刘司令的车走吧。刘司令员看到我,那脸色就和平素不一样了,像是根本不认识。“啊,你贴了给我提意见的大字报 啊!"我说:"是啊,根据你的号召写的呀。"他脸色刷地变了。

 

以后攻击我的大字报就更 多了,还成立了几个小组集中火力批判我,质问我。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们组的一些人,为了洗刷自己,把账都算在我身上。这些人有的还没有结婚,没有家,以往 星期天我偶尔请他们到我家里吃饭。这时候却说我这是收买人,拉拢他们,腐化他们。还有些本来没有的事,编造出来,随意上纲。可是,后来并没有饶过他们。我 们政治组的几个人被说成是“以李凌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我被隔离起来,关在空军司令部 楼上一个废了的厕所里,不许回家。怕我自杀,把厕所窗子的玻璃里边钉上板子,还派人看着。开斗争会,五六个人把我像排球那样推过来推过去。最厉害的是开空 军机关的大型批判会。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美军兵营,有一个大操场,一个大礼堂。这里已经开过大型批判会,批一个原国民党起义人员白起, 他发牢骚说起义时候共产党的许诺都没有兑现,说话不算话。批了他三天。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头天晚上我还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突然楼下轰轰响,我从关我 的废厕所的窗子往下看,许多大汽车小汽车开到大操场,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声嘈杂,一个人上楼来大喊:“把李凌押下去!"这时候我才知道是要批判 我了。

 

我被押解到大礼堂。参加大会的有军委空军各部的人,还有北京军区空军的,南苑指 挥所的,好多好多,密密麻麻的。刘亚楼、吴法宪亲临主持。发言的大都是各军区、军、师的政治部宣传部的头头。对我写的大字报,对我的历史、家庭,他们都不 好说什么,因为大字报是根据刘司令员的号召写的,我的历史完全清白。他们怎么批判呢?

 

先定了性,后找证据。这是那时候在政治运动中常用的手法。刘亚楼吴法宪一伙人找到了我两方面的“罪证”:

 

其一:50年代初期,我渴望能直接阅读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的原著,就刻苦地学习俄文。1955-1956年,我用俄文翻译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成长中的一代》,《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为了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继续攻读在昆明组织工人读书会的时候就自学过的政治经济学,写了一篇八千多字的论文:《论公私合营企业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定息的性质》,1956年12月23日在《大公报》 上发表,《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4期全文转载了。1957年初,空军政治部机关评选先进工作者,因为我工作一贯表现好,而且翻译出版过书,发表过重头文 章,“向科学进军”有成果,就把我选上了。给我戴上大红花,让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同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下许多美国飞机的战斗英雄们一起,受毛主席、朱总司令 接见。哪想到,过了几个月,把我定性为“右派”之后,原先受到表扬的这些事情,却被当成了罪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名利”。还说,由于个人名利欲 望得不到满足,就发展到反党,云云。——同一件事情,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其二:他们打开我的抽屉,搜出我写的六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前边说的讨论定息的性质的论文,另外五篇都是手稿,没有发表过。有一篇是我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笔记,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矛盾不会转化为对抗的论点,提出质疑。另外四篇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问题的,准备参加当时中宣部办的理论刊物《学习》开展的讨论。我的主要论点是:

 

1.社会主义社会应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工农之间、体力脑力之间劳动的差别很难计算和比较,所以在分配时要注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

 

3.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如科学家、艺术家等,或因担负的责任重,或因对社会贡献大,应该多分,但不能过多,以免脱离群众;

 

4.城镇职工劳动创造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中又全是商品性消费,应多分一些,但也不能过多;

 

5.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文件规定,以后五年职工和农民的收入平均都增长25%--30%;我认为,工农收入如果都能增加固然好,但是由于收入基数不同,按同样的 百分比增加,过一定时候,绝对差距就会扩大,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所以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在考虑增加城镇人们的工资的时候,要考虑农民收入的情 况。

 

他们把这些稿件搜去以后,我心中还暗暗希望,领导上可以了解,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 的原则,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研究而写的,没有一点反党的意思。可是我太天真了。刘亚楼吴法宪一伙就凭这些文稿,说我“有一系列反党理论和纲领”。在批判大 会上,申斥我"胆敢对斯大林的伟大著作提出质疑,真是狂妄!"还说我关于分配问题的文章是"挑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挑拨工农关系,罪大恶极!”批了六 天。说来说去重复那几句话,谁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也不容我做任何分辩。

 

我的罪名因此升格,从"右派"升为"极右"。

 

比 起其他兵种来,空军里的知识分子特别多。在连续六天批斗我的“反党纲领”大会上,凡是在北京的空军系统的知识分子,工程师啊,医生啊,会计啊,文书啊,政 工人员啊,两千来人,都被拉来参加了,刘亚楼吴法宪一伙是把我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的典型来批斗的,为的是收杀一儆百之效。被安排 在大会上发言的,都是各部队的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的头头和一些理论工作者。有一天散会以后走出会场的时候,有一位刚在会上发言的某军宣传部长,迅速地 走近我身旁,悄悄地对我说:“你的文章说的都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批判你是不得已,是违心的,不要在意。"说完立即走开,消失在人群中了。这使我 心里感到一丝丝的安慰:毕竟有了解我的人!当然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气氛中,谁也不敢公开为我说一句公道话。不然,他自己也会被打成右派的。

 

为 了把我在全军“搞臭”,刘亚楼吴法宪一伙还专门把我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和几篇未发表的文章手稿都印出来,装订成16开杂志样子的册子,作为我的罪证,我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发到全军。其中一份装进了我的档案袋。到1979年平反的时候,把这些“罪证”还给了我。这些文章费了我不少心血,也使我遭受 了不少苦难,使我在22年之后还能回忆起来当时我的思路和斗争会的情景,借以抚摸至今还滴着血的心灵的创伤。

 

我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我心如刀割。天哪!我曾冒死忘我地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十多年,如今竟然被驱逐出党!

 

更 使我难过的是,从报上看到,40年代我在地下工作时候的战友,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的袁永熙,也被打成了“右派”。后来又知道,在校长蒋南翔的主持下,一 个清华大学竟打出469名"右派分子"! 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民主广场举行的反内战集会上,在蒋军的枪炮威胁下仍然为民主和平大声疾呼的四位教授,在“反右派”运动中,只有一人幸 免,费孝通、钱端升、潘大逵都被打成了"右派"!

 

北大荒的苦难岁月

 

我被关在空军司令部楼上那个厕所里几个月。到1958年春,有一天,来了两个带枪的解放军战士,把我押送到北大荒。

 

经 过哈尔滨,我的联大同学好友李晓(李曦沐)闻讯到车站看我。我是"犯人”,不能和一般乘客一样在候车室,只能在霁虹桥下面铁路边上一个只有二三平方米的扳 道岔工人的小房子里。他千方百计找到这里,我只能对他哭,有持枪士兵在旁,不敢多说话。他也只能鼓励我好好劳动,“改造”自己。就这样痛苦地告别了。他当 时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副秘书长。那时候,“右派”就像麻风病人一样,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以他的身份来看望一个“右派”,是冒着危险的。诚挚的友情使我终生难 忘。想起1949年12月,我满怀豪情,到哈尔滨航校担任政治教员,此后几年常带领即将当飞行员的学生外出参观杨靖宇、赵一曼等先烈的英

 

雄事迹,曾多次经过霁虹桥,万万没想到,几年后却以“犯人”身份在这里哭着和好友告别。

 

两 个战士把我押送到虎林县850农场云山畜牧场第三生产队,同许多劳改犯为邻,以“极右分子”的身份被“劳动改造”。中午到达,还没喘过气来,队长就交给我 一把大铁锹,命令我按照规定的尺寸挖土,切成一方一方的大土块,然后垒起来做墙。用一些木头支起来做屋架子,用茅草做房顶。这就是我们自己动手盖起来的叫 做“干打垒”的住房。

 

睡的是垫着草的大连铺。每个人占的宽度大约40一50厘米。睡觉的时候,一个人要平躺,旁边两个人就得侧身。一间房子里住几十个人,冬天只有一个小火炉,房子四面透风,外面大风大雪,室内接近零度。雨天到处漏水,潮湿不堪。

 

每 天劳动十几个钟头,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周而复始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劳动。觉也睡不够,走路常打瞌睡。起初,玉米、高粮饭还能吃饱,后来粮食越来越少,一个 月口粮标准从三十多斤减少到十八斤,棒子面粥稀得照见人影。午饭晚饭只是--个小窝头,就一点咸菜。肚子总是饿着,真是饥寒交迫。那些年大家都饿肚子,农 民有几千万人饿死,何况我们这些“犯人”!

 

没有了工资,一撸到底。原先工资160多元,在那时候不算少了,这时候只发给二十多元生活费,除了伙食以外只剩两三块钱,买点肥皂、牙刷之类。

 

有 段时候派我到生产队的伙房劳动。两百多人吃饭的伙房,我挑水,从山底下挑上来,一天挑几十挑。大家吃喝、洗脸、洗衣服用的水,全是我挑的。累得要命。北大 荒土地辽阔,拖拉机开荒,派我去送饭,挑着汤和窝窝头,要走很远很远。拖拉机早上出发,从北往南,开到傍晚,或者第二天早上,才拐回来。我到地里一看,茫 茫一片,看不见拖拉机在哪里。天晚了,哪里有光就向哪里走,常常这里看看不是,那里看看也不是。肩上压着沉重的挑子,底下深一脚浅一脚的。

 

更 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队长、指导员常常训斥:“你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不但要用汗水来洗净自己的罪恶,还要向党交心,互 相监督,用行动来证明对党的忠诚!"就是号召互相告密。一起劳动的有些人,为了"立功"解脱自己,洗刷自己,就捕风捉影地告密,甚至造谣生事。我记得,有 个夏天中午,我们班被派去耪(锄)玉米地。玉米已经长得一人高了,天气闷热,大家就脱了衣服,只穿个裤衩,光膀子干活。玉米的叶片满是毛刺,大家被刺得很 难受。又热又累。大家向班长(也是"右派")要求休息一会儿,班长看着望不见边的玉米地,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说:“不行不行!"一次又一次请求,他都不 肯答应。后来,他大概也受不了啦,就发话:“歇歇吧!"大家坐在一起,有人忽发奇想,说:这时候要是有一杯冰牛奶喝多好啊!有人说:有冰激凌更好!有人 说:有根冰棍就行。有人说,一杯凉水就行。组长就吆喝:"行啦行啦!起来起来,别在这里精神会餐啦,快干活吧!再歇,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批啦!”大家就挣扎 起来又去耪地了。没想到,第二天清早集合的时候,指导员就点名了:谁谁谁,出来!谁谁谁,出来!......然后训话:"你们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你们是 反党的右派分子,还想怎么呀,还想过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吗?还梦想喝牛奶、吃冰激凌!不死心,梦想恢复你们失去了的天堂,休想!我掌握着你们每个人的思 想,谁说过什么话,我都记在本子上。你们还想不想摘右派帽子?摘不摘,就凭我一句话!今天给你们加任务!......"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唉,不知道 是什么人又打了小报告,作为向党交心立功的表现了。这种事情层出不穷,我精神上压力很重。自此之后,相互之间只有闭嘴沉默,不论多苦多累,不论内心多么痛 苦,多么委屈,也不敢叹一口气,即使对最熟的人也不敢讲一句真心话。一群人就像一群衣衫褴褛的哑巴。

 

我们旁边就是劳改队,大都是杀人犯、土匪、大反革命分子。那些劳改犯不像个人样,好多天不洗脸,个个大胡子,手指粗黑,衣服又脏又破......但是我真有点羡慕他们,他们劳改到底有期限,我们却不知道当“右派”什么时候才算完,遥遥无期啊!    '

 

有 一次,我们被派去烧炭,都没干过,不会干。农场就派来一个劳改犯当组长,指导、监管我们。到了山上,对着一片片珍贵的水曲柳、山核桃、黄菠萝木,我们问这 个组长,这些都要锯下来烧炭吗?太可惜了!这一下惹恼了他:"叫你锯你就锯,别说三道四!别看你们过去是老革命,我是老反革命,今天你们归我管!你们能不 能摘帽子,就凭我一句话。”居然和那个指导员的话一个样!这一句话,就像唐僧念的紧箍咒,使我们人人恐惧,不几天,大片大片好林木都被我们锯倒,烧炭了。 后来听说,农场发不出工资,为了创收,就下令把这些珍贵木材当烧炭材料。炭窑都在山上,烧出来的炭装在草袋里,担到山下,一路上跌跌碰碰,整块炭变成了碎 炭,不值几个钱,而大片好森林却毁了。

 

北大荒确实土地肥沃,千百年没有垦殖,野草长了 又烂了,在地里形成厚厚的草炭肥,听说几年不施肥都可获得丰收。我们4月间刚一来时,看见大拖拉机拖着两台24行的播种机在广阔的平原上播春小麦,心中确 实高兴,即使再辛苦,也愿为国家多打粮食贡献力量。但按一般气象规律,这里秋天收获时却是霪雨季节。我们这个农场的土地太平坦了,有些地方甚至有大片洼 地,水排不出去,眼看金黄的麦子泡在水地里。原来准备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的,但因地里积水,机器进不去,只有靠人割。这可苦坏了我们。每人分配几十亩的任 务,累得腰酸臂痛,抬头一看,还是无边无际,一片麦海,完不成每天的任务就不能回去,累极了就只得爬着,跪着割,拔……原来是准备用机器脱粒的,现在机器 进不了地,就只好把割好捆好的麦子在地里堆放成麦垛,割完后用人力背出去脱粒。这时已经割麦一两个月,麦垛里藏着一窝窝老鼠,麦粒早喂肥了老鼠,所剩无 多。而我们一年的辛苦——竹篮打水一场空!对于农场来说,我们这些右派是不用付工资的,是可以奴隶般地使用的队伍,小麦失收烧炭补,这就是农场的如意算 盘!但是前面已说过,空毁了大片好森林,烧炭还是所得无几。

 

听说以前就有人认真调查过,认为这里地势平洼,而收获季节又多雨,应该先挖排水沟,再播种,但被认为是思想右倾。于是急功近利,先播种,结果吃了亏。总算使一些人认识到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于是决定在冬天不长庄稼时挖排水沟,任务自然又落到我们右派队伍的头上。

 

北 大荒土地广阔,听说拖拉机开荒,晚上一直往前开不转弯,到第二天天亮才停下来,再往回开。在广阔的土地上挖排水沟当然就越挖越远。生产队住处离工地十多里 甚至二三十里。老右们就不能在生产队宿舍睡觉。吃饭可以由生产队送,睡觉则只能随着工地进度往前进,即隔几天就要“搬一次家”。这种“搬家”是很特别的。 每个“班”(约十来个右派)要搬的头天下午,监工头就派两个人拿着一把大锯,一把镰刀到前面几百公尺外的地方,锯几十根一人多高的木头,再割草把木头 “人”字样捆起来.搭成马架式窝棚,再割些草垫在冰冻的土地上。待到天黑以后,这个班的人就陆续背着铺盖卷赶到,躺下就睡,这就算搬了家。由于任务重,天 不亮就得爬起来,分别拿着铁镐、铁锹,推车赶到工地开挖。北大荒天寒地冻,真是冰冻三尺,三尺还不止。一大镐抡下去,在冰层上只起一个小白点,而每人每天 的任务是五方土,在大跃进的年头,队领导逼着我们“放卫星”,于是任务增加到十方、十五方……“完不成任务不准睡觉!不准吃饭!""你们还要不要摘帽!" 一句话把我们镇得心惊肉跳,不管多苦多累,跪着、爬着也得干。快半夜了,自己睡够了的监工放话:“回去吧,今天没完成的任务,明天补!"大家回窝棚,满身 泥巴,穿着脏衣服和烂鞋子,爬进被窝倒头就睡,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野外,有时冻醒,寒彻入骨。被窝还没有捂热,只躺三几个小时,天不亮就被赶起来干活。几个 月不洗脸不刷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个个活像野兽!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快死!

 

死,是唯一的解脱!

 

是一个叫小安的难友的死给我的启发。

 

小 安,来自中央某机关的一个右派,年纪很轻,大约只有二十出头,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身体瘦弱。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奉命上山伐木,还要套上牛车把木头拉回来给伙 房烧。这时是初冬,北大荒的山上已经有积雪了,山很陡,路很滑,下山尤甚。我们锯完树,两个人一组,把长达六七米的大树扛上牛车。小安和另一个难友扛一 根,大概因为木头太沉,又因长期吃不饱,不够睡,小安一下滑倒,沉甸甸的大树压在他身上,他满脸鲜血,脚也崴了,顿时人事不醒。我们赶紧把他抬上牛车,送 回队部。队里的“医生”(实际上只是个卫生员)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给小安抹去脸上的鲜血,脚上涂点松节油之类,就算了事。队长又赶我们回到山上, 把木头拉回来。后来听说小安在队里呆了两天,发起高烧,才送到场部医院,医生说“晚了,晚了”。不久就听说他死了。对农场和生产队来说,死了一个右派,无 所谓。可是对我来说使我震惊和悲痛。后来我想开了,这倒是一个永久解脱的办法,从此我就想法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 开始想过触电,但我也知道,触电不一定死得了,只落得个终身残废,而且我也没有机会接触到电闸;接着想到跳水,但一则附近没有河流,二则我会游水,入水后 会自然浮起来游向岸边;我也曾想过像小安那样,在山上抬大木头时滑倒,让木头把我砸死。但此后就没有抬木头的机会,而且小安被压倒以后,鲜血淋淋的脸孔长 期浮在我的脑海,实在太可怕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如果我不是在1959年底 第一批就摘去帽子调离,如果我在生产队继续劳动,我就肯定累死饿死了。因为“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人民都挨饿,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我们这个右 派队粮食就更少(一个月只有18斤定量,副食很少,油脂几乎没有),活就更累。据曾和我在同一生产队劳动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同志在1998年出版的《九 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记载,许多右派被送去劳改的锦西煤矿劳改队,1200多名犯人,在"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饿死了1000多人!我们这 里的右派队伍死亡比例略少一些,据一个队统计,为三分之一左右。

 

我还算运气好 的,1959年第一批摘帽子,就有我的份。那是共和国十年大庆前后,和释放战犯同时。刚摘了帽子,就分配我到850农场党校做政治教员。学员中有一位也是 从部队来的,到北大荒后,曾在农场场部工作过。他听过我的政治课,双方建立了信任。他结业前悄悄地对我说:“场部在研究右派摘帽的问题的时候,看过你的档 案,就那几篇文章,怎么看也不像右派,而且农场要建党校,需要政治教员。你当过政治教员。就把你的帽子摘了。”

 

我 们这个"右派"生产队先后有五六百名队员,工种很多,调动频繁,大部分来自中央国家机关:文化部、文联、教育部、一机部、交通部、新华社、大公报社的都 有,还有军队里的“极右分子”。按规定,中央机关来的右派,摘帽后一般都要回去,或分配其他工作;而部队来的,即使摘了帽,也仍要留在农场劳动或工作。我 因此留了下来。

 

在农场党校,除了教课,也还要参加劳动。这是个大农场,一百多万亩地。农场干部大都是转业军人,有些成为党校学员,对我态度还平和。这是很奇怪的,被开除了党籍的“摘帽右派”,竟然给党员干部们讲党史,上政治课,而且没有人提出异议。

 

后来这个党校改成了农业机械化学校。

 

那 还是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劳动减轻了一些,但仍然饿得要命。这所学校也有劳动任务,一到农忙就停课,全校师生下田劳动,每天劳动时间也在10个小时左右,很 累,但到底比在生产队好些,而且摘去帽子,思想负担也轻了。让我当政治教员,那是驾轻就熟。但还是饥饿难忍,晚上时时饥肠辘辘,无法人睡。

 

有 一次过春节,上级发给每人十粒水果糖,就是那种一分钱一粒的小水果糖。我真想一口气吃完,但一想,不行,只能慢慢吃。以后每天饿极时就舔一舔,一直到“五 一”才舔完。学校还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搞什么“双蒸法”,就是将玉米棒子连芯磨碎、掺上糠和玉米面蒸发糕,第一次蒸熟后再掺点水蒸第二次,看起来,发 糕的体积比原来的大些。但粮食还是只有那么多,吃下去一会儿又饿了,这等于自己骗自己。

 

周 围的农民早把附近的树叶捋光、树皮剥光,吃了。"人怕伤心,树怕剥皮",树皮被剥光,树就死了。谁也知道这个后果,但为了一时救急活命,还是剥了。因严重 饥饿而得浮肿病的人很多很多,也常听说饿死人的事。北大荒的地很多,而且很肥沃,但是过去不准开自留地,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有的人在房前屋后种了点 瓜菜,还被批判斗争,后来饿死的人实在太多了,才放宽了政策,准许开点自留地。1962年以后,饥饿情况才稍有好转。

 

使 我十分感动的是我西南联大的好朋友黎章民(时任音乐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他对我特别关心,时时写信来温暖我的心,出版了好的新书他认为有助于 我“改造”的,就寄来。他知道我在北大荒挨饿,有一次他说要寄食品来,我马上回信婉谢了,我知道全国人民都在挨饿,他也在挨饿,我怎能要他的食品呢!

 

麦庄公社16年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调整政策,政治空气一时有所缓和。

 

西 南联大同学王汉斌那时候在北京市委做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在北京解放之初当团市委组织部长,接着做彭真的秘书,市委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原先市委机关在东交 民巷22号(原美国驻华使馆),空军领导机关(原美军兵营)在隔壁。我在空军政治部工作的时候,下了班同他常来常往。他向彭真、刘仁介绍过我。他知道我的 “右派”帽子摘了以后,向北京市委提出,为了照顾我的家庭,把我调回北京。北京市委的调令到了北大荒,我就回北京了。那时候城市人口正在压缩,费了很大力 气才把这件事情办成。这件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彭真刘仁集团"的一个罪状:"招降纳叛,欣赏右派分子的才华。"当然也是王

 

汉斌的一条“罪状”,他被认为是彭真的“亲信”、“黑笔杆子”,为了我的问题,他和他爱人彭珮云多次被造反派毒打。

 

从 北大荒调回北京以后,听说本来是要把我安排到北京某大学教英语的,可是市委有些人说:这个大学有的专业是搞国防工业的,有不少机密,把摘帽右派放在那里不 合适,就把我分配到通县麦庄公社当秘书。1962年秋天,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反对“翻案风”,政治空气又变得阴冷了。我也就只能长期被继续“改造” 了,一呆就是十六年。

 

在那里做什么?做统计报表,催耕催种,在三十来个大队之间跑来跑去。三夏三秋大忙的时候,也要去参加劳动。“摘帽右派”还是被当作“右派”看待的。

 

在 农村同农民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以后,我真切地感觉到:共产党啊,对不起农民啊!共产党夺取政权,是靠农民流血流汗,用多少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是靠农民 支援前线的多少万辆小车推出来的。可是,建国十几年了,就连北京郊区的农民,也还是那样穷!我们在农村里吃派饭,看到大多数农民真是家徒四壁,没有饱饭 吃,大忙的时候也只能烧一锅红薯充饥。公社对各队的分配方案卡得紧紧的,有的队即使丰收了也不能吃饱,因为上面规定每人一年口粮不得超过400斤而且是原 粮,折合成品粮只有300多斤。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歉收了就更少,更吃不饱。丰收了,也分不了几个钱,很多家分了口粮以后还 要倒欠队里的钱,家里除了最简单的锅碗衣被别的什么也没有。

 

公社机关里最苦最累的事情 都落到我头上。秋收以后修水利,县里按各个公社人口多少分配任务,我们公社被派出工五六百人,由我带队上几十里外的水利工地,同民工一起参加劳动。上面规 定每人每天完成十方土,很多人完不成。把土挖出来以后,还要推到两百米以外。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只有挨上级训斥。民工们说:老李呀,叫我们吃饱饭就行,吃 不饱,没力气呀!那时候我还抽烟,买最便宜的两三毛钱一盒的烟,干活休息的时候在地头分给大家一起抽。老乡们对我说:老李呀,我们干一天的工分才一毛多 钱,不够你买一盒烟的。我想,过去农民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出了多大力气,怎么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穷啊?内心常常有思想斗争,想不通,觉得很苦闷。

 

农村的地主富农子弟更可怜。不但贫农下中农的女儿不肯嫁给他们,就连地主富农的女儿也不愿意嫁给他们,而要嫁给贫农下中农的儿子。因为她们在娘家已经受够苦了,不愿意再受那样的苦。地富子女常被派义务工,一次三四天,得不到工分。

 

" 四清"的时候,我和社队干部一起都是被整的对象,而且我作为"摘帽右派”被打人“地富反坏右”的队伍,同“黑五类”一起,强制劳动。夏天割麦子,农民都是 三四点钟就起来下地,天热,割到八九点钟就收工。收工以后,一般社员吃了饭就睡觉,下午三四点钟凉快一点再去割。当别人回家睡大觉的时候,我和“地富反坏 右”除了早上、下午割麦以外,还得给村里的大队部盖办公室。我不会砌砖盖瓦,就光着脚丫子踩泥和泥。泥里掺合着有棱有尖的小石头块、麦秸,扎着脚上疼到心 里。把泥和完了,还要递到房上去,也要用很大力气。“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斗“走资派”,也总要把我这个“死老虎”弄去陪斗,拳打脚踢,被打得鼻青脸 肿,满面流血。

 

我虽然受到如此迫害,被开除党籍更是一直像剜心般痛苦,但在爱妻黎勤的 启发和鼓励下,我暗下决心,要继续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总想着,要对社会有所贡献,不能消极颓废,不能碌碌无为。按照自己的情况,再做政治工作 是不可能了,文史方面也不敢摸;要继续为人民做些贡献,只有向农业科技发展。有空我就钻研农业科学。办法首先就是向农民学习。从统计表报上,看各个生产队 的粮食产量。譬如,有的队玉米亩产去年三百多斤,今年增长到五百多斤;有的队去年亩产五百多斤,今年下降到三百多斤。我就骑自行车到两个生产队去,分别找 他们座谈,请他们讲为什么增产,为什么减产,对比分析,把经验教训找出来。

 

有的生产大 队地势低洼,是盐碱地,有什么办法能增加收入?听说大兴同样的土地种水稻产量高、收人多,我就骑车去参观,然后带麦庄公社的农民去学习种水稻。种植水稻以 后,那里的农民收入果然增加了。我抓紧时间把这些经验写成文章。文章发表以后,通县农业局注意到了。我在讨论农业生产技术的座谈会上发言,引起县里的农业 科学研究所的人们注意,在通县的最后一年多,把我调到了他们那里。我帮他们跑跑写写,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发表在研究农业科学技术的刊物上。我还给各公社和 生产队的技术员讲过课。关于农业气象、玉米、小麦、水稻,甚至养猪、养鱼方面的文章都写过。有些科研成果还在市里展出过。如果当时把我调到《农业战线》当个杂志编辑,大概还是可以胜任的。

 

当 时“左”的政策,片面提倡集体养猪。但集体养猪根本不行。首先是饲料太单调,只有粮食,没有青饲料;饲养员吃大锅饭,没有生产积极性,经营管理制度就更差 了。我负责统计,了解98%以上的集体猪场都亏本,有几年全县平均一年亏六七千万斤粮食,三百多万元资金,平均每人每年减少收入七、八元。这在每人每年收 人只有七八十元的当时,是很显眼的数字。社员户养猪则又快又好,一般两斤多粮食可以长一斤肉,而集体养猪则要三斤甚至七八斤粮食才长一斤肉。社员养的猪, 出售给国家,肥料(猪圈粪)交给集体,社员自己则增加了收入。这本来是好事情,但县、公社、生产队有的领导认为,农户养猪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 掉”,限制每户只准养一两只,不许多养。养母猪卖小猪,更被指责为“资本主义”行为。而生产队和大队的猪场则是集体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即使赔本, 也要维持,这就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都说明"左"的政策害人。一大二公害得农民吃不饱,没钱花,工分不能兑现;还要坚持事 事集体。如果哪个队没有集体养猪,或者集体养猪数目达不到上级分派的指标,队长就要挨批。“左”的结果是农民长期受穷受苦。

 

我 经过调查多次向领导提出过应放宽对社员养猪的限制,但每一次都受到批评:“怪不得1957年把你打成右派,你现在还满脑袋瓜资本主义思想!""你知不知 道,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黎勤劝我:再说也没用,不如暗暗继续调查,并和猪场饲养员、社员讨论,分析原 因,积累大量材料。我俩相信,这些材料总会有用。

 

“文革”结束以后,1977年,与多 年没有联系的西南联大同班同学傅冬(原名傅冬菊,傅作义的女儿)又联系上了。她还在人民日报社任记者,很想了解农村青况,我就邀她到通县去。两人一起骑车 几十公里,我带她到几个公社和生产队调查、座谈,看了听了许多情况,她很感兴趣。她身体比较弱,精神却很振奋。校友多年不见又相聚在一起,更是特别高兴。 回来结合我原来的调查材料,两人合作写了三篇文章,一篇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天电台还广播了);一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管理》杂志发表;一篇在《人民日报内参》刊载,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这些对调整农村养猪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主编《未定稿》突破禁区

 

1975年,邓小平在"文革"后期一度复出的时候,委托胡乔木主持办《思想战线》,目的是与“四人帮”把持的两报一刊和“梁效”唱对台戏。原先主持《工人日报》 的西南联大校友邢方群,因为《工人日报》被迫停办,在干校劳动,后来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办公室主任,兼任《思想战线》副主编。他为了办这个 刊物,正在组织队伍。我们原先认识,又是校友,他就提出把我调来。不久,江青知道了这个《思想战线》是和他们对着干的,大发雷霆。“批邓”开始了,这个事 情当然就搁浅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 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流毒很深,需要办刊物,写文章,出书批判。而且“两个凡是”观点仍然根深蒂固,有许多人对实践是真理的 标准仍有抵触情绪,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仍未平反,各个学术领域仍然有许多禁区,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急需活跃思想,冲破禁区。为此,副院长于光远建议,成 立一个写作组,办一个刊物,暂名《未定稿》。时任社科院办公室主任的邢方群于1978年夏又向院部推荐我参加这个写作组。同年9月间,邢方群被调回《工人 日报》复任总编辑。《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调到了国家建委,后来也调到了社科院,负 责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书。这时候有两位青年同志——王小强和王晓鲁写文章自荐。他们都是“文革”时的插队知青,在“修理地球”的同时,注意抓紧学 习,观察社会,研究问题。他们送来的文章,大家传阅后都认为很好,同意将他们调入写作组。我从通县调来后,就由我负责,和两位小王同志一起编辑《未定 稿》。林韦一边写书,一边为《未定稿》审稿。这几个人把《未定稿》的摊子搭起来以后,干了几桩冒险的事情:

 

我和小强合写了一篇《伟大的大会,光辉的文献》,把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扬了一番,实际是呼吁为刘少奇平反。在党中央作出决议为刘少奇冤案平凡前将近一年发表这篇文章,真有点冒险。    .

 

找到一份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的信,我们加了一个按语,就登出来了。目的是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冤案翻案。

 

上海作家沙叶新写了剧本《假如我是真的》,揭露高级干部中的特权腐败现象,无处发表,我们也给登了出来。

 

农 村包产到户,当时还是禁区。安徽肥西县一个区1978年大旱,眼看要饿死人,区委就宣布允许包产到户(当时叫做"救命田"),各户自发地挑灯夜战,担水浇 地,结果十多万亩地麦子丰收,1979年比1978年增产265%,比没有包产到户的地区产量高得多。这时候,社科院的陆学艺等三位同志正在那里调查,带 回来几篇当地干部写的说明包产到户增产的报告。陆学艺等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说明凡是能够增产的方式就是好的。我们当即发排,准备在《未定稿》上刊载。当时 的一位副院长知道了,找我去,说这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不许发。我回家和黎勤商量,她说,这样好的经验,不传播太可惜了,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发出去,少发一些 也好。我就对邓力群说,这些调查说的都是事实,而且已经开印了。他最后说:那就只准印两百份,只发给领导同志和专家看。即使这样,这期《未定稿》仍然发挥 了积极作用。如甘肃省委原来准备让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停办,看了本期《未定稿》后改变了主意,决定让这些生产队继续实验,结果实行包产到户的队都大 丰收了。翌年就大规模推广。

 

《未定稿》登了这些材料,传得很快,知道的人越来越多,纷 纷打电话来,写信来,登门找,托人找关系,争着要。本来印三百份,免费发给社科院各单位;这一来只得增加印数,每期五六百份,七八百份,以至一千份,还是 不够。我们向院领导人请示,改为内部征订,得到批准。订单像雪片纷飞一般,很快达到三万多份。院领导人知道之后,说不能再多印了,停止征订。不然,会发行 到十来万份。

 

于光远提出这个刊物叫《未定稿》的用意,是想在小范围内发表一些还不成熟 的稿件,讨论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思想理论上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而可以不受“禁区”的限制,带点保护色。其实,叫“未定”也还是保护不了自己,后来还是常常受 到上面的指责。头一期刊登了黎澍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就挨了当头一棒。黎澍同志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一文,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说明封建势力及其思想影响极其深重,它依靠我们党和国家内部的代理人,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来进行封建复辟活动,倒行逆施。 这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重要原因。这篇有根有据充分说理的文章,遭到了严厉的申斥。

 

呼吁平反“天安门事件”冤案

 

1976 年1月周恩来逝世。3月底到清明节前,北京上百万群众连续多日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我当时还在通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几乎天天下班后 都回北京,为的是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我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花圈一层层摆得很高,纪念碑前后的广场上,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排花圈,几十排, 前面一直排到长安街。有的工厂工人为了防止“四人帮”及其爪牙破坏,就把花圈造成铁的,成吨重,奏着哀乐,把花圈抬进广场。有的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流 着眼泪,把他们亲手造的小花圈挂在广场的灯架

 

上。英雄纪念碑周围挂满了白花。那些天, 不分白天黑夜,都有千百万群众聚在那里,有的哭着朗诵哀悼周总理的诗词,有的申斥“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有的呼唤为邓小平平反。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活动。 这吓坏了“四人帮”。他们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是邓小平煽动群众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以至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利用专政 工具,从4月5日凌晨开始,在全国各地,对广大群众纪念周总理的活动进行血腥镇压。仅在北京一地,被捕的就有388人。

 

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但因这个大冤案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所以到1978年9月,两年多仍未能平反。这成为压在全国人民心上的大石头。

 

《中国青年》杂志在停刊11年之后,于1978年9月10日出版复刊第一期,在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破除迷信,掌握科学》 的文章中,一开头便引用了毛主席在1954年讨论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讲过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 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作迷信。”这篇文章是对当时仍占据党内高位的“凡是”派人物的一个反击。

 

这一期《中国青年》突出的重点实质上是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平反。杂志中一篇以《革命何须怕断头》 为题的文章,报道了"天安门事件"当事人韩志雄的英雄事迹。他因悼念周总理被捕入狱,多次被毒打,但他坚贞不屈,当审讯人员要他交代去天安门的动机时,他 说:"我就是对你们批邓不满,我不相信邓小平是搞修正主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关心群众生活有什么罪?"《中国青年》还发表了"童怀周"编选的《天安门诗抄》。" 童怀周"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同志们的共同笔名,意为“共同怀念周总理”。他们冒着被捕的危险,每天去天安门广场书写、抄录了一些缅怀周总理, 怒斥“四人帮”的诗词。在“四人帮”的淫威下,这些被当作“反动诗词”,他们一再被迫害,但他们把诗词巧妙地珍藏起来,并曾油印散发。《中国青年》编辑部 的同志们经过艰难曲折,在复刊第一期,将这些诗篇的一部分发表出来。

 

9月10日上午,我们《未定稿》编辑部的同志们在新出的《中国青年》上读到这些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豪杰,扬眉剑出鞘"......我们感到热血沸腾,仿佛回到了两年多以前的天安门广场上,又和百万群众一起,参加声讨“四人帮”的波涛汹涌的伟大运动。

 

我 们旁边办公室的同志下午到街上买《中国青年》,回来说,买不到,不准再卖了。我们想,“四五运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粉碎两年多,仍未平 反,现在《中国青年》挺身而出,公开正面报道,需要很大的勇气,现在又被扣押,肯定遇到巨大压力(后来知道是汪东兴下令禁止发行的)。我们应该尽力支持, 让广大群众看到这些文章,读到这些悲壮的诗篇,以产生更大的影响。于是我们立即到《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再买一份,我和王小强、王晓鲁三人把杂志拆开,一 页一页贴在大张白纸上,并在重点文章和诗篇上加了鲜明的大红标记,以引起读者注意。我们又用红墨水大字写上一段按语,大意说:这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 杂志,不知为什么,街上买不到了,现张贴出来,供大家阅读,请大家评议。

 

贴在哪里好? 当时正在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我妻子黎勤在中国科学院地震局工作,我和她住在复兴门外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北门外临时搭起来的地震棚里。我天天骑车到建国门内社 科院,上下班都要经过长安街,看见西单路北有一段空墙,而且那里有几路公共汽车站,常有许多人在那里上下车。我想,贴在那里,肯定有人看。我就骑上自行 车,编辑部工作人员聂峙砥(《人民日报》资深编辑聂眉初的女儿)乘公共汽车,我们带着这份大字报和一桶浆糊、一把笤帚,从建国门内穿过长安街到了西单。一 到那段墙下,我就赶紧刷浆糊,她急忙往上贴。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两名戴着红袖章的持枪士兵前来干涉,吆喝:“不准贴,不准贴!"有一个士兵的两只手 像铁钳一样,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命令说:“你们不能贴!"还说:"你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这时围上来的人更多了,有些人对我们说:我帮你贴!我帮你 贴!有的帮刷浆糊,有的帮小聂贴,更多的则是把两个士兵和我围在中心,并对两个士兵说,:“干嘛,干嘛,这些都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下午就买不 到了,贴出来让大家看,这又不犯法!"有的高喊:"你们怎么随便抓人?放了他!放了他!"正在大家大声嚷嚷的时候,那个土兵稍为犹豫了一下,人们一拥而 上,把士兵的双手拽开,低声叫我“赶紧走!赶紧走!"我得以脱身。

 

离开人群一看,人们 已经把杂志全都贴完,小聂也乘公共汽车回去了。我放心了,就跑到附近的大秤钩胡同教育部一位姓夏的朋友家,把事情经过向他们说了。他们说:干得好!干得 好!但我的自行车还在那里,我怕那两个士兵还在,就请朋友的女儿出去看。她回来说,看的人可多啦!密密麻麻四五层,但那两个士兵还在,“李叔叔,你现在还 不能出去。”我请她隔半个多钟头再去一次,到第四次时,天快黑了,她才回来说,士兵们走了,你的自行车还在。这样,我才出去骑车回我们住的地震棚。一到 家,黎勤正着急,原来小聂回办公室,告诉王小强和王晓鲁说:“糟了,糟了,李凌被抓走了,要赶紧想法把他救出来!"小强马上跑到我们住的地震棚,告诉黎 勤。他们正着急,看见我回来,才放了心。

 

第二天早上,我骑车从复兴门外去建国门内上班 的时候,经过西单,向路北看看,我们贴大字报的地方又贴出一些后续的大字报。以后我每天上下班经过那里都要看看,大字报越来越多了。起初,多是同情天安门 事件受害者的,要求为这次事件平反。后来,就针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了。有的大字报提出:毛主席既然说林彪不该用自己老婆当秘书,为什么他又让江青有那么 大的权力?有的大字报提出了“一百个为什么”,涉及中国政治生活中许多不正常的现象,让大家深入地思考。……这样,就渐渐发展成了“西单民主墙”。

 

那 时候我被错划“右派”的问题都还没有改正,有一位同志“警告”我说:“李凌,你这家伙不要命啦,你还是‘摘帽右派’,竟敢干这样的事,你不怕罪上加罪,把 你打成反革命!?"我说:该做的事情总要做啊......我想,这位同志是出于善意,是根据过去历次政治运动得出来的教训。当时“四人帮”虽然倒了,但 “两个凡是”的气氛仍然很浓;如果他们得胜,我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又被戴上什么帽子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是非观念、善恶观念驱使我,良 心驱使我,虽然自知前面可能布满荆棘,也自知力量微薄,但也只能这样做。好在不久天安门事件就平反了,邓小平又复出了,汪东兴也下台了,这件事情也就过去 了。要不然……

 

《中国青年》杂志被扣押,一时成了北京舆论的话题,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同年i0月以后,《中国青年报》、 《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先后发表了许多表扬在“四五运动”中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英勇搏斗的英雄们的报道。11月中,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 宣布:广大群众在天安门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新华社社长曾涛立即作为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11月8日,新华社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审查的结 果,宣布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完全是一宗冤案,在这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公安局的结论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12月,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宣布在全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后 来我才知道,为平反"天安门事件"大冤案,当时在党中央是经历过一场严肃斗争的。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要为它平反。但没有通 过,原因就是有些人还认为:这案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如果为它平反,就是“砍旗”。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就坚决反对。《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之所以 刚出来就被禁止发行,也是由汪东兴下的命令。

 

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那时候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这件事情使我更加明白,广大群众对那一套专制统治的做法是十分厌恶的,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义的声音是挡不住、封不住的!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我继续埋头编《未定稿》。

 

奉献最后的力量和心意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并改组,调我到出版社任副总编,分管文学、历史、经济、国际、综合(包括政、法、民族、宗教、社会等学科)五个编辑室书稿的编审工作。

 

在出版社期间,除日常工作外,我做的一件重头的事情,是与英国出版家合作,负责编辑出版英文版《INFORMATION CHINA》(中国概况),后来出了中文版叫《简明中国百科全书》。

 

1984 年我国领导人赵紫阳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出版家马克斯维尔请求赵接见他,他在被接见的时候提出:中国发展很快,世界各国都希望了解中国,但中国出版的对外 介绍中国情况的书刊,内容都很分散、零碎,没有集中地全面地反映中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书。他要求中国编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全面介绍中国情况的大书,并译成 英文,交给他的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赵答应了。

 

1985年,他又到北京来,向邓小平提 了出这个要求,邓也答应了。这项任务落到社科院,社科院交给出版社,最后落到我头上。那时候我已经到了离休的年龄,但社科院领导人说,你先别离休了,把这 个任务完成了再说。此书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国土与人民,历史、地理、政法、经济、外贸、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武装力量、教育、科学技术、哲学社会科学、医 药卫生、体育、文学艺术、文化设施、多种媒体、民族、宗教、外交、侨务,以及一国两制和统一祖国,等等,共20编,每编又分许多章节,每一章节都要请有关 的权威机构和专家撰稿、翻译。我和出版社的同志对中文稿和英文稿分别审核,又要将中英文稿对照看翻译是否准确。我们还到地图出版社、新华通讯社等几十个单 位搜集、选择了几十幅地图(包括古代历史地图),一千三百多张照片。1988年,英文版三大卷出版,大12开1700多页,每套定价795美元,世界各国 大学生、研究生,凡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都以此书为必备参考书。在此书中文稿的基础上,经过增删加工,1989年出版了中文版,定名为《简明中国百科全 书》,全书约200万字,供不应求,连印三次,共发行三万多册。1993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1977-1993年优秀科研成果,并获奖。

 

完 成这项任务后,我就离休了。此后,曾到国外讲学,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写作,编书,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前夕,中央公布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名 单,我发现其中有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校友13名,13名中有西南联大校友7名。又惊又喜,虽在病中,立刻找资料细细研究这些元勋的成长过程。我发现他们都 是叶企孙老师的高足。叶老师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人士,抗战初期他曾把十几位清华、燕京等校物理、化学 系的高才生送往冀中解放区支援八路军抗战。其中一位叫熊大缜,到冀中后帮助抗日军民制造炸药、武器等,立了很大功劳,想不到后来却被诬为特务枪决了。此事 牵连到叶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叶老师也因此被诬为“特嫌”,被监禁迫害,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后几年,熊、叶的冤案才得平反。我写了一篇题为 《两弹一星元勋和叶企孙教授》的文章,纪念叶老师并评述此事,在《炎黄春秋》发表。

 

饶 毓泰和叶企孙一样,也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也是西南联大7名两弹元勋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建国后,饶老师在北大任教。“文革” 开始不久,他就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北大,“文革”中不知有多少人被冤屈、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被污辱,被虐 待,觉得生不如死,竟然反复自杀,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脉,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一位反对造反派头头的学 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夹断手指骨,还被装进麻袋里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

 

党 委书记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刑讯逼供,让他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这些仅是举例。 “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这些事情,见于毛毛著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的记述。)天哪!我的母校,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首先吹响“民主与科学”号角的北大,在“文革”中竟然变成了血腥 的人间地狱!

 

1998年9月28日,我患了急性胰腺炎,据说此病死亡率在85%以上。 多亏黎勤和孩子们日夜操劳照料,托亲靠友,找了最好的医生,尽可能用最好的药,动了大手术,昏迷了三个多月,我终于活过来了。虽然还有许多后遗症,但是, 只要一息尚存,我今后还要继续思考,思考,再思考,要深入研究:过去这些悲剧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能够发生?今后怎样才能避免同样的悲剧重演?。

 

作者简介:

 

李 凌,1925年出生,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年青时代就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及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西南联 大地下党第二支部书记,参与组织领导一二一学生运动。联大解散后随北大复校队伍返回北平进入北大继续学习,并从事北大地下党的工作。后进入解放区,调入中 央青委(团中央前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优秀干部调入空军第一航校任教,1954年调到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任政治组长。由于工作出色成绩突 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由于给空军司令员写了大字报被打成空军头号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发配北大荒劳改,受 尽种种苦难,九死一生。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分回北京通县麦庄公社继续劳动改造。1979年彻底平反,并调入社科院编《未定稿》,发表了一 大批突破禁区的文章,对当时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运动起了很大作用。1982年调入社科出版社任副总编、编审,1985年接受与英国出版公 司合作、编辑出版英文版中国概况大型丛书的任务,并担任该书常务总编。离休后仍笔耕不辍,忧国忧民,沤心沥血,写了许多反思历史、针贬时弊的好文章。出版 有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李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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